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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普及化是方言辞书的主要方向方言辞书发展的历史回顾和展望（第1页）

李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第一步工作是出版了42册县市地方分卷。它对方言研究多方面启发意义之一就是：要大力加强县市方言辞书的编撰和出版。结合我国辞书发展历史的回顾，展望未来，县市方言辞书将会是方言辞书的主要品种。有必要大致使我国2000多个县市都有相应的方言辞书，这可叫方言辞书县市普及化。我国方言辞书的品种和数量可能将是我国乃至世界辞书之最。现在应当提出这个努力方向，鼓励各方面人士。

方言的“方”，决定了方言辞书必得与具体方言点相联系，所以应当数量众多而与其它类辞书大为不同。从扬雄《方言》开创的我国方言辞书两千年的历史，正是缓慢地走着增加县市方言辞书数量的发展道路。

《方言》以一些同义词为目，从宽泛的大范围调查，这种集约性的辞书是必要的，但它的坚实基础应是对多数方言个体有详尽的了解和著录，却因当时历史和学术条件而无。集约性辞书不是唯一类型，也不是主要类型。

方言辞书的作用有指导群众方言实践和推助语言研究两层。系于具体方言点的辞书易于内容具体、充实，与当地群众有直接关系，指导作用强。接触大量具体语言现象，推助语言研究的作用相应增强。系于大范围的，与具体方言点联系间接，两种作用都相应减弱。

《方言》没有具体方言点的基础，悬空在“齐”、“楚”、“陈楚韩郑之间”诸如此类的大范围，所以对指导群众的方言实践没有发生影响，只能与语言学家有缘。从单一的《方言》，到方言辞书的增加，是迟迟到了明清才实现的。增加的可分三类。甲，训诂类。如清戴震《方言疏证》十三卷，一则进行文字校勘，二则辑例详证词义。乙，增补类。从《方言》之后的典籍中增补古代方言词。如清杭世駿《续方言》从唐宋前经史传注及字书、辞书中收集认为是方言词的。戴震《续方言》却是只从《说文》、《释名》、何休《公羊注》、杨惊《荀子注》四书作增补。此两类仍是阳春、白雪式的训诂书，才充分体现了《方言》对汉语研究的意义，但对群众却仍是高不可攀。丙、另起炉灶，断域为书，著录某一地当时方言词而作考释。它们是下里巴人式的，正是所缺的分地方言辞书的难得的后补，最有代表性，下面详说。

首先如明代李实《蜀语》辑四川方言词562条。是方言辞书史上第一部系于专地的。自序说：“实生于蜀田间，习闻蜀语，眩于点画，不暇考；流滞长洲间，闲得以考之。”辑释的词语，其中“有近二百条至今还活在四川人的口语中。”（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又有清张慎义《蜀方言》、近人唐枢《蜀籁》。《蜀方言。凡例》：“扬子《方言》兼采异国殊语，不限一域；断域为书，始于李实《蜀语》。”明确提出应当有“断域为书”的方言辞书。

断域为书，便成为多见的新品种。断域的“域”，或类似省，或类似方言区。前者如清史梦兰《燕说》，辑河北方言词。后者如清代杨恭桓《客话本字》、近人罗翩云《客方言》、清吴文英《吴下方言考》（辑江南一带大致是吴方言词）。断域，也可以是县。清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四卷，辑释江苏南通方言词1670条。清毛奇龄《粵语肯綮录》、茹敦和《越语释》、范寅《越谚》等辑浙江绍兴方言词，后者以谚语、熟语为主。近人胡文韫《泾县方言考证》从经籍考证安徽泾县方言词及承源，从《说文》考词形用字及词义。

调查、著录当代方言词，是继承扬雄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断域为书，是极大的提高和改进，原来的以集约性的同义词系列为纲，自然变成为以词立目。以词立目，促助了音形义解说的具体深入。

从大范围的多种方言增补的，如章炳麟《新方言》一卷，收集多处方言词800条，仿《尔雅》分为十类。书后附的《岭外三州语》专门捜求惠州、潮州、嘉应州（今广东惠阳、潮安、梅县）客家方言词。对词义以古证今，以今证古。陈启彤《广新方言》两卷，主要考释苏中、皖北方言词及与古语的传承，补《新方言》的地区不足。

清代结束到目前，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方言辞书发展很快，大致有五种类型。

甲、全国范围收词的。例如：

《方言词例释》，傅朝阳编，1957年，通俗读物出版社。

《方言小词典》，傅朝阳编，1987年，山东教育出版社。

《汉语方言词汇》，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1964年，文字改革出版社。从全国18个方言点，对905个词目做同异调查著录。

《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闵家骥、晁继周、刘介明编，199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收录八大方言区的主要方言词11700条。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陈章太、李行健主编，1996年，语文出版社。基础方言即官话方言，调查点93个，所控制的面积是我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三，使用人口约占汉族人口的六七成。

《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1999年，中华书局。从先秦到1989年底的资料，从十大方言区的1000多个县市，收录词语21万多条。

又，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年出版。

乙、地区范围收词的。

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42册地方分卷所系于的县市各是：成都、武汉、贵阳、柳州（西南官话）；西安、洛阳、徐州、万荣（中原官话）；银川、乌鲁木齐、西宁（兰银官话）；牟平（胶辽官话）；济南（冀鲁官话）；南京、扬州（江淮官话）；哈尔滨（东北官话）；太原、忻州（晋语）；苏州、崇明、丹阳、金华、上海、温州、宁波、杭州（吴语）；南昌、黎川、萍乡（赣语）；长沙、娄底（湘语）；福州、厦门、海口、建瓯、雷州（闽语）；广州、东莞（粵语）；南宁（平话）；梅县、于都（客家话）、绩溪。

以上只是主要举例。石汝杰、鲁国尧《关于〈汉语方言大词典>的通用口语词》（载《方言》2000年第3期）中说：“令每一位语言学人额手相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方言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版了大量的方言词典。据不完全的统计，最近20年已经有近百种了。一般地说，方言词典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一个地点或某一区域的方言词记录下来，以供语言研究和其他各方面的应用。所以我们见到的汉语方言词典大多是记录一个地点或一个地区的方言的。”

也就是说，系于县市或地区的方言词典的数量和品种已经居于各类辞书之首，这是合乎规律的。可以相信，它们的数量和品种还会增加。笔者以为方言研究学者还应认识到：对全国2000多个县市都编纂出相应的方言辞书，是很有必要也有可能的，学术界、出版界、教育界’需要努力促助我国县市方言辞书普及化的实现。

从理论上来说，县市方言辞书普及化是三个需要的统一。第一，是帮助群众深入了解自己方言词的需要；第二，是群众利用方言具有的语文和乡土文化双兼性，提高自己语言和文化素质的需要；第三，是深入发展我国方言和整体语言研究的需要。三者是互为表里，一举三得的。

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方变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方言必然会向共同语接近，但自然状态的方言将是长期存在的。绝大多数人自幼获得的母语是方言，即令在普通话普及率很高的城市，绝大多数人是用方言交际的。但是，群众的方言是在方言环境下自然而然学会的，与文盲会说不会写类似，需要指导而提高。人类对自身的认识，特别是对疾病和方言的认识，比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差得多，有许多不知其所以然。

方言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数量众多的难词和趣难词，人们习惯这样说，不知为什么这样说。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是不知词义的理据何在。例如从宋代起就把妓女叫“鸡”，已通行全国，成都方言又叫“猫儿”，成都方言把男妓叫“鸭”、“兔儿”，都很奇怪，从无人解释。又如男单身汉，厦门叫十一叔、长沙叫光裤带、福州叫王老五、台湾叫罗汉骹。

又如儿童游戏“叠罗汉”是许多方言的共名，但参加的儿童与佛教的“罗汉”风马牛不相及，《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都收此词而避难不释为何如此称名。

再如“捉迷藏”之名见字明义，是书面语称名，方言词的称名却又非常歧异而奇趣。武汉：摸虾。北京：摸瞎鱼。柳州：瞎子摸鱼。福州：摸鱼摸虾。成都：瞎子摸（团）鱼。阜阳：蒙瞎驴。济南：打瞎驴。歙县：躲羊。梁山：藏羊根儿。常州：摸花蟹。崇明：摸花蚌。其它众多方言的称名中用到的动物名字还有：猫、鸡、狗、马、猴、虎、蠓、鸟。用到的称人的字有：妈、母、婆、哥、娘、跋、瘸、姑、媒。山西万荣叫“访马武”，而马武是东汉实有的人物，地方戏《草桥关》等中有他。

癫痫病，方言异名如：羊癫风、羊角风、羊羔风、羊儿风、羊哥儿风、羊迷风、羊耳风、羊圈病、羊屎眩、羊老风、圈病、鸡抽风、鸡圈病、鸡软病、猪癫病、母猪风、鬼抽风，等等（各名中“风”或作“疯”）。

以上举例都是收载在《汉语方言大词典》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分卷中的词条，清一色都没有理据解释。诸如此类的词语可以概括为名不副实、指鹿为马的趣难特点，语言研究从来不及，众多方言词典只好避难。而据笔者的研究，这类词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分卷词条总数中的比例，多达1%—5%。而北京方言中则多达12%。它们证明了汉语方言独有的谐音造词法，隐实示虚，设难成趣。这与西方语言学家所议言的词源结构中断或词的内部形式磨灭，小同而大异。

方言中有不少的有音无字的情况，异写情况也较普遍，有许多语流音变现象。有众多前缀、中缀、后缀。方言中积淀着古语因素和语言、文化的交流，结合着地方历史、民俗。总之，方言中包含着语言研究的丰富材料。古代词汇研究偏于为经学服务，严重脱离方言口语。现代方言研究对难词只停留在释词义这个容易的水平上。方言研究的成绩自然是巨大的，但毋庸讳言，还停留在纯学术的范围，对群众的方言使用很少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大、中、小学的语文教师不能解决学生或其他人方言词的疑难，又很少有与本县对应的方言辞书，即令有，也很难找到对疑难的解释，而且往往对这些疑难是回避的。群众的方言“本能”只能停留在自然状态，得不到指导和提高。

王力先生在1980年《积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中说：

“我们学习语言学理论，不是消极的接受，还要力求发展它。现在普通语言学的书多是欧美人写的，他们用的材料古代的是希腊文、拉丁文直至印度梵文，现代的则是欧美各国的语言，没有或很少引用中国的语言材料。我们身为中国人，如果能运用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研究普通语言学，就有可能发展语言学理论。”

“学习了语言学理论和欧美语言学家有关语言研究的著作，回过头来考虑我们的汉语研究，就能开辟许多新的园地，甚至可以产生新的理论。我希望同志们这样做。那就对我国的语文教育大有帮助，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王力先生在1981年在《我对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中又说：

“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基础好，或者研究条件好，这是我们的优势。要发展这些优势，这也是发展语言科学所需要，甚至是发展世界的语言科学所需要的。”王力先生所指出的三个优势，一个就是我国方言复杂、丰富，方言研究也是我们的优势。”

要充分、细致地研究方言，自然要从调查研究和编纂县市方言辞书着手。有两种情况又可说明普及编纂县市方言辞书的必要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