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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民族学：从“纯知识”到关照国家建设

20世纪初民族学东渐至中国。自彼时起，“人种学”“民种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称谓在汉语中开始出现，而对于“民族”之研究，多在早期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中开展。(19)

民族学于这个时期传入中国，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直接相关。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文明的遭遇中，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人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制造技术不够，还要学习西方的典章制度和社会科学。辛亥革命之后，新政权迫切需要建设新的社会秩序，树立新的行为规范和新的国家、社会、民族观念，从而以一套新的制度、文化和话语代替旧制度、思想和文化，包括民族学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显然对如何建设现代国家意义非凡。从1902年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社会学》一书(其中包含家族进化论、族制进化论等内容)开始，一批西方民族学文献被翻译引入中国。1926年，从《说民族学》一文开始，蔡元培开始大力推介民族学，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对西方民族学知识的迫切需求。

中国虽然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国家，她却有着与欧洲迥然不同的文明传统。当古老的中华文明遭遇现代性，最大的挑战是普遍性的消弭。面对现代性，失去“天子”的中国一夜间丧失了“天下”(世界)中心地位，曾经在整个东亚代表普遍性秩序的中华文明，在现代性的普遍性对照之下，沦为了一种文化特殊性。显然，从文明视角出发，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被现代性给定的一个外部结构所限制。富含内部多样性的中国要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必然遭遇到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而这个问题，恰在民族学知识范畴之中。

6.4.3 细菌性软腐病：发病初期喷洒14%络氨铜水剂300倍液或50%琥胶肥酸铜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湿性粉剂4000倍液。

现代性的秩序和制度并非中华文明内生的东西。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征是主权、公民权和民族主义。(20)主权在民是国家的现代性原则，人民成为国家建构的根本基础，国家建构的实现与国家化的政治民族主义脱不开干系。尽管欧洲传统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具体路径上分为政治民族主义(法国原型)和文化民族主义(德国原型)，但到了中国，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家内部社会的双重民族主义结构，如何使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同构乃至同一，成为国家建构的核心问题之一。

辛亥革命后，从“五族共和”开始，在国家建构意义上，民族主义就不仅是外部框架问题，也是内部结构问题。当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社会，直接制造出政治建构和文化建构的一种悖论，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不能完全同构，成为国家建设始终面临的秩序难题。因为内部结构的存在，国家建构必然要求共同的文化基础，国家化的政治民族主义也必然要求包含一种同样国家化的、具有整体性意义的文化民族主义成分，需要最大限度建构国民同一的文化认同以实现政治上的一致对外，由此“中华民族”的概念与观念在20世纪初应运而生。就内部而言，基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国家建构必然要求次群体的文化民族主义服从于整体的政治民族主义，从而制造出内部多元化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这种情况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后果，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但

对中国这样疆域辽阔、多样性丰富的国家来说尤为显著。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对学生的育人和塑造工作需要教师利用小学语文学科知识的特点，通过渗透情感教育、辨析价值观念和挖掘教学资源等措施，让小学生的道德品质在关键期内得以升华。

早期民族学家似乎对此不甚敏感，原因或在于两点：一是民族学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中西方在社会科学理论上整体差距极大，西学东渐、以西方为师的传统仍在延续，尽管西学入中有时也会被“无意”改造。以进化论学派为例。在民族学理论中，进化论学派是最早传入中国的。1903年，严复翻译了甑克斯的《社会通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将“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翻译为“物竞天择”，赋予达尔文生物自然演化论思想(evolutionary theory)以目的论色彩，“演化”(evolution)由此在中文中转换为“进化”，“适者生存”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随之在中国滥觞，这种思潮赋予社会发展以方向，但也为“弱肉强食”式的价值观张目。

二是当时的民族学尚属草创，西学本身百家争鸣，学科知识体系庞杂，而早期的中国民族学家也大多师承海外、各树一帜。如当时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功能学派和法国民族学派。功能学派由吴文藻引进中国之后，抗战期间费孝通、许烺光、田汝康、张之毅、谷苞等人在云南开展诸多调查，应用社区研究方法，研究单位往往是“社会”而非“民族”，开创了“魁阁时代”。源于涂尔干的法国民族学派传入中国，以1925年许德珩翻译的《社会学方法论》出版为标志，这个学派的民族学调查以细致著称，代表人物有杨堃、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等。而影响略小的德奥播化论学派反对进化论，主张“文化圈理论”，以留德的陶云逵为代表。抗战时期，陶云逵作为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便用“文化历史”的观点研究云南的少数民族。在法国民族学派、美国历史文化学派与德国传播学派的影响下，当时民族学的“南派”，注重民族史与文化多样性研究，研究单位往往指向“民族”与文化差异。(21)

边界层采用ysu方案,陆面过程及长、短波辐射方案分别为:5层热力辐散方案、rrtm方案和dudhia方案。36 km和12 km均采用lin微物理方案和kain-fritsch积云对流参数化方案。

采用动压法测试风量时，从断面ⅱ—ⅱ处的静压管和全压管分别引一条胶皮管接到倾斜压差计上，断面ⅱ—ⅱ处的面积s2=4.96 m2，通过u型水柱计读数断面ⅱ—ⅱ的动压，通过公式(9)计算风机风量。

抗战爆发以后，一代学人的国家关怀陡然上升。面对国家危亡，学界更多地把民族学视为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实用工具，而非单纯的学术，故重应用而轻划界(这也是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一直没有严格界限的原因)。学者报国情怀的一次大展现，是1939年发生在昆明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顾费之争，(23)这场争论影响深远，在费孝通于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建构中依稀可辨其思想痕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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