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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数字新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steen steensen 及其研究团队在2019年的题为《数字新闻学研究长什么样》的文章中，对这一领域的发展现状做出了精准描述：

第一，与传统新闻学研究相比，数字新闻学研究更强调对技术、平台、受众和现状的分析，丰富了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纹理；

第二，数字新闻学研究所使用的理论与广义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信息科学关系更加密切，有效扩大了新闻学的学术视野，为新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对话创造了条件；

第三，数字新闻学尚未于总体上在丰富的实证研究的成果与深刻的思辨式概念讨论之间建立起牢固的逻辑关联，因此其发展的主要瓶颈存在于“体系”层面。

常江教授认为，数字新闻学是以“技术——文化共生论”为认识论基础，拥有新闻生态研究与新闻行动者研究两大基础范畴，同时包含以专业主义为核心话语、以信息民主为价值目标的规范理论面向，是新闻学在新的技术与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新范式。

简单来说，新闻业的数字化对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革新的“倒逼”，是一个由议题创新逐渐深入到理念创新的过程。即，数字新闻学研究的实践是在新的数字新闻生态中不断挖掘具有显著理论价值的议题，然后再“自上而下”地、以近似扎根理论的方式归纳出新的概念和表述。

??真实：从本质到过程

欧美数字新闻从业者的新闻真实观与过去相比，有了显著的变化。归纳来说就是：真实性正在从新闻的一种本质属性，转化为一个操作性的概念。这种新的新闻真实观包括两方面的内涵：真实性可以在新闻流通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真实可以因新闻主体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版本。即，新闻真实是碎片化的，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新闻业在话语层面放弃对本质主义的新闻的追求，而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操作性视角去理解真实，是在数字技术的逻辑不断改造新闻业态的历史进程中渐渐实现的。但是，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却不能单纯把这个过程视为一种理念倒退。承认真实的相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过是数字新闻从业者对新闻学术研究领域早已形成的共识予以“追认”而已。

??客观：消亡于情感

在欧美新闻的专业与职业理念的历史构成中，客观居于中心地位。舒德森和安德森认为，客观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规范，在新闻业的整合与控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可以说，新闻从业者正是在其对客观性理想和标准的共享定义中，维系了这种职业身份的稳定感。

然而，经研究发现：在数字新闻从业者对于专业理念的十分丰富的表述中，“客观”几乎消失不见，这与该群体在谈论“真实”时所采用的积极的“重新界定”的话语策略有很大不同。取而代之进入新闻从业者“职业理想”的，则是一系列与“情感”有关的表述。

首先，在数字时代，新闻机构不再是新闻生产的中心主体，新闻生产机制体现出一种“消解边界”的倾向，新闻生产逐渐去媒体化，正在由一种职业行为演变为一种文化行为，这是客观性法则逐渐消亡的根本原因。

其次，数字社交平台的技术可供性使新闻生产成为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包括新闻机构（新闻从业者）在内的所有信息传播节点都可以通过分享、讨论等功能对机构媒体发布的初始信息的意义进行重塑，甚至质疑、扭转初始信息的价值立场，从而使得单一标准的客观性法则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最后，新的新闻生态迫使新闻机构专注于对影响力或注意力的竞争，从而导致新闻的价值内涵往往要服从于新闻形式的“可接受性”和“易理解性”，这也就促使新闻的生产呈现出了一种显著的情感化的趋势，进一步挤压了客观性法则赖以生存的话语空间。

这些数字新闻机构完全通过与用户建立情感关联的方式来吸引和巩固影响力，其生产的新闻文本的吸引力远非因循客观法则的传统新闻报道可比，故而数字时代的基本趋势是机构媒体新闻的情感化而非数字机构新闻的客观化。

当然，对“客观”的回避，或许只是数字时代新闻从业者的一种集体话语策略，毕竟没有从业者明确表示“新闻可以不客观”。

但他们所预见或期望的建立在“记者和读者共享情感网络”之上的新闻生产方式，显然已经将传统的客观原则的观念破坏了：既然新闻的形态和意义可以是由新闻从业者和新闻用户共同决定的，那么“生产者本位”的客观性法则自然也不再具有合理性。

客观的理念消亡于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情感转向”中，或许意味着新闻学研究应当更加重视对新闻的问题和叙事的研究，这两者是联结从业者和用户的情感网络得以形成的主要文化资源。而传统意义上的、基于客观性法则的、过于简单化的新闻形式则渐渐失去价值。

??民主：不灭的理想

新闻学始终有着明确的民主价值取向，其整个实践体系都建立在对公众/人民平等的知情权的追求之上。相对于“知情”，民主是一个远为复杂和沉重的概念，但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在新闻事件中对于知情权的追求与现代新闻业对民主的追求是一体同构的。

数字技术在全球日常新闻生产中的普及带来了两个结果，令民主的理念在新闻从业者的集体认知中受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结果是全球新闻生产标准的趋同化。简而言之，数字技术以一种全球性的技术标准，渐渐消弭了基于不同媒介的新闻生态之间的差异，大众在获取信息的容量无限增大的同时，接触信息的形态反而日趋单一、程式化，这就带来了关于“假民主”的讨论——更多的信息选择是否真地意味着更加平等的信息生活？

第二个结果则是高科技公司的机构性力量引发了全行业的警惕。以facebook和twitter为代表的超级平台，对新闻内容、生态和文化的强大渗透力，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自然进一步加深了新闻从业者对信息民主的未来的集体焦虑。

尽管如此，访谈研究显示，在个体与群体的层面上，信息民主的价值理念始终在新闻业高扬。大部分新闻从业者都对新闻的民主潜能可能会受到的破坏发表了态度强烈的观点。

并且很多从业者从自身经历出发，批评了数字新闻机构这种过于重视生产效能（流量、话题效应），被各种类型的聚合平台绑架，一味迎合大众情绪去生产新闻的现象。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整个新闻行业日渐呈现出的盲目崇拜技术力量，刻意回避价值观、伦理和公共性议题的文化生态也有着明确的反思意识。

因此，数字新闻学对传统新闻学进行范式革新的底线在于：真实和客观的法则可以再造，但民主的价值取向必须坚持。

并且，对新闻的民主价值理念

的不懈追求是数字新闻业和传统新闻业的连接点，这个连接点是由处在这个剧烈变动的时期的所有一线行动者共同生成的“主位文化概念”，它应该成为未来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和价值内核。

数字技术塑造了新的新闻生态，进而培育了新的理念和实践模式，同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

即，数字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或将不可避免以“介入性”取代“专业性”，探索新的实践模式以实现通过协同式新闻生产推动社会重要议题的关切和解决。

在数字时代，新闻从业者虽然失去了曾经的文化权威，却也前所未有地与其受众建立起深入的信息和情感关联，这种新闻关系无疑有利于专业化的新闻生产吸纳多种协同性创作的力量，将普通人的需求而非精英主义的新闻判断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通过新闻生产实践为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创造更多“有益的连接”。

新的专业主义赋予了新闻从业者新的职业身份，他们将卸下“真相代言人”的文化负担，更多承担起类似公共议题协调人的角色，通过介入性的报道实践启发有价值的公共讨论，激励社群行动以解决社会问题。

总体来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将比传统新闻学理论体系更加“逻辑自洽”，这集中体现在不断经受数字生态冲击和浸润的新闻从业者正在逐渐与新闻学的研究者“讲同一种语言”。

新闻是“被制造”出来的，客观是一种“策略性的仪式”，真实与“真相”之间有着远比字面上更加复杂的关系。但是数字时代的到来，已经基本解决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错位问题，而且也为未来的理论体系发展明确了方向。

?参考文献?

[1]常江.数字性与新闻学的未来[j].新闻记者,2021(10):37-41.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1.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