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夏鼐先生笔下与敦煌石窟考古相关的文章、记录，以及其他学者对夏鼐先生在敦煌石窟考古方面做出的评价来探究夏鼐先生对敦煌石窟考古所作出的贡献。 这些作品不仅集中展现了夏老对敦煌石窟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论等的学术贡献，还体现出了夏鼐先生不畏艰难、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为后世考古学者树立了榜样。

【关键词】夏鼐；敦煌石窟；考古

引言

夏鼐先生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纵观其浩繁的学术成果，最富盛名的当属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相比之下，夏老对敦煌石窟考古的贡献受学界关注较少。1944年，夏老随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敦煌开展考古调查。在石窟考古方面，其主要工作包括登录石窟内容，抄录碑文、题记，考证洞窟年代等，并据此写下《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敦煌藏经洞封启的年代》《〈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等作品。对此，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樊锦诗先生如此评价道：“向达、夏鼐和阎文儒等率领的考古组……为敦煌石窟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历史背景资料。”可见，夏老对敦煌石窟考古的发展功不可没。

一、夏鼐先生敦煌石窟考古的背景

敦煌石窟考古，主要是配合敦煌石窟艺术研究而进行的石窟排年、窟前遗址发掘和洞窟内容考释等方面的工作。在1951年发表的《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一文中，夏鼐先生便首先谈到了如何将考古学运用于敦煌石窟研究的问题，可谓是敦煌石窟考古理论与方法的奠基人。夏鼐先生与敦煌石窟的渊源始于1943年起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筹建。当年7月，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科研学术机构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夏鼐先生作为史语所副研究员加入考察团，与之同行的还有李承三、周廷儒、向达、阎文儒先生等。向达先生作为历史考古组组长，夏鼐先生作为副组长，带领队伍在甘肃、新疆等地进行考古调研。

原本西北科学考察团准备于1943年开启考察，但由于夏鼐先生突然抱恙、考察经费没有着落等原因被迫推迟了半年。夏鼐先生对敦煌石窟的考察主要进行于1944年的下半年：5月至8月，夏鼐先生、向达先生与阎文儒先生一同考察了莫高窟。8月12日夏鼐先生和阎文儒先生第一次对千佛洞进行了考察，并且两人都进行了石窟记录。在8月14日返程途中，他们又对千佛洞周边的沙枣墩及双墩子进行了勘察。10月31日，夏鼐与阎文儒等人途径千佛洞，对此再次进行了考察。这一次夏老一行在初唐壁画中找到了新的年代题记并勘察了邻近的墩台。11月至12月，夏鼐先生、阎文儒先生一起调查了榆林窟。虽然此时“朔风狂飙，透入肌肤”，但他们仍“冒雪冲寒，入漠探险”，坚持开展考古调研，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二、夏鼐先生对敦煌石窟考古所作的贡献

虽然夏老没有为敦煌石窟撰写专门的考古报告，但在夏老的考古日记、漫记及散文、随笔类的文章中，依然蕴藏着丰富的考古学知识和夏老对一些问题的独到见

解。考察期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夏老撰写了《敦煌藏经洞封启的年代》《<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分析了敦煌千佛洞对宗教研究、艺术研究、政治研究、社会研究等学科的重要影响，为“敦煌千佛洞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敦煌藏经洞封启的年代》一文中，夏老根据考察中发现的写本、壁画、文字、历法等，指出了张鸿汀、董作宾提出的藏经洞封闭年代新解的疏漏之处，并认为还是应该遵照斯坦因与伯希和提出的旧解，即藏经洞封闭的时间约在西夏攻陷沙州的时候。至于藏经洞重启的年代，夏老综合了已知的四种有史料支持的说法——光绪二十五年、光绪二十六年、光绪二十七年、光绪二十九年，经过比较，得出第二种说法，即光绪二十六年更为可靠。这篇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言简意赅地阐释了作者对敦煌藏经洞封启年代的看法和依据，为后世学者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

在《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一文中，夏鼐先生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颇有建树的观点：

其一，要以全局性的眼光审视考古发现。夏鼐先生指出现代意义上的考古不是盗墓寻宝，而是“将整个废墟开掘开来，研究当时的物质文化的全貌” 。因此，他指出不能孤立地欣赏千佛洞中单一的壁画，将之与周边环境割裂开来，而要分析壁画与壁画、壁画与塑像之间的联系配合，以了解造洞艺术家的匠心与当时的社会、宗教意识形态。

其二，运用考古类型学对洞窟进行类比断代。夏鼐先生还提出要以已知年代的洞窟为标准，提炼各个时代石窟的艺术特点，并据此将没有纪年题记的洞窟归入特定年代序列中。可以说，这是第一次由考古学家明确使用类型学分析方法来完成敦煌石窟断代工作。

其三，通过各个洞窟艺术特征的变化开展多学科研究。夏老认为通过综合洞窟的构造、神龛的形制、藻井的装饰、塑像的题材、作画用的颜料等变化分析出石窟艺术嬗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可以反映出我国佛教发展历程、当时社会组成和阶级关系，为宗教史、艺术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提供宝贵材料。

其四，要与其他相关遗迹、遗物开展横向比较。除了类比研究以外，夏老认为敦煌千佛洞还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丰富资料。比如，藏经洞石窟壁画中的建筑，便可以和千佛洞现存的唐末至宋初的木构廊檐互相比较研究。除了在敦煌各个洞窟间进行比较之外，还可以针对遗存间的共性进行跨省域，乃至跨国境的比较研究。比如，敦煌石窟中的壁画、雕刻与龙门、云岗等石窟中的所处时代相近，且都是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佛教艺术遗迹，因而可以互相参照。另外，墓葬发掘出来的美术品也可以与敦煌洞窟中的东西进行比较，如墓葬出土的陶俑可以与壁画中的形象相对照，以此总结出那个时代的艺术共性。

其五，在进行分析研究工作时，需要对研究对象有深刻的认识。夏老指出，要熟悉一般性的文献及实物的材料，尤其是佛教经典，不然很容易陷入主观臆断的错误中，而不能对文物产生客观的认识。

其六，要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对文物进行客观深刻的认识。鉴于敦煌石窟壁画中使用的颜色中有一部分加工工艺复杂，且原材料并非产于当地，夏鼐先生认为需要依靠化学家来做分析工作，以求明敦煌壁画的实质。

在这篇文章中，夏鼐先生从研究分析方法和可能途径上为全面解读敦煌石窟的艺术、宗教、历史等价值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尤其是在此文中夏老第一次谈到了将现代考古学研究方法运用于敦煌石窟研究，具有开敦煌石窟现代考古理论先河的重要意义。后世学者循着夏老指明的道路，在敦煌石窟研究上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在夏老发表《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一文不久后，宿白先生便首次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通过285窟壁画的分类排比，对莫高窟的北魏洞窟作了比较研究。与此同时，图像学方法也被运用于研究石窟内容，如金维诺先生的《敦煌壁画祇园记图考》、常书鸿先生的《敦煌莫高窟艺术》等文章均是综合运用了佛经、变文、敦煌文献等文本材料，对壁画与各类文献的关系进行了多方的考释。

《〈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一文是夏老对史岩所著《敦煌石室画像（象）题识》一书的补证、评价，力求通过“互证”的研究方法得出客观、准确、全面的结论。总体而言，夏老对史岩的抄录工作评价不高，“所举的十几个例子，可以证明史先生的抄录工作，连些很重要的地方，都有遗漏。至于比较无关紧要的错误或遗漏，自然是更多。”另外，夏鼐先生在文中提出了敦煌洞窟编号相关问题和意见。夏老认为“初次编号时，自当竭力设法使之合理和方便，但是既然已经编过，并且经许多人使用过，除非另有万不得已的重大理由，最好不要以‘合理’或‘方便’的口头禅，轻加全部更改。”因此，夏老在文中采用了旧有的张氏洞窟编号，而没有使用史岩所创的新编号。并且，夏鼐先生也对敦煌艺术研究所未来制定各洞编号的工作提供了指导性意见。简而言之，他希望可以参照现代门牌编号的方法，在照张氏已有的“耳洞”编号基础上，由南而北，改为第几号甲洞，乙洞。这样一来，既避免了新旧编号方法交替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错误，又改进了旧编号的不便之处，为后续的查找研究工作节省了时间。虽然夏老对整本书总体评价不高，但20世纪60年代，夏老在翻阅谢稚柳先生所著《敦煌艺术叙录》一书时，还将“有关题记录入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中”，进行互相补充，可见夏老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时至今日，夏鼐先生对借鉴门牌编号对敦煌石窟的编号进行完善的观点，仍然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与探讨。

夏鼐先生曾计划以有年号标记的洞窟题记为标准，归纳总结各洞窟的时代特点，撰写《敦煌千佛洞各窟分期研究的初步试探》一文。但是考虑到这项工作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他当时的挖掘任务行程紧张而作罢，令人遗憾。不过夏老还是将相关考古发现整理成了《千佛洞调查札记》，也为后世学者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三、结语

以上作品集中展现了夏老对敦煌石窟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论等学术贡献，从中可以看出，夏老不愧为敦煌石窟考古的先驱者。除此之外，从他的工作日记中，还能看到夏鼐先生不畏艰难、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为后世考古学者树立了榜样。

夏老在《甘肃考古漫记》中，自叙了赴西北考察的缘由与背景。时值抗战末期，考古工作的开展面临种种困难。用夏老的话来说，就是“经费支绌，设备不周，交通工具不够”，其条件艰苦可想而知。然而，夏老并没有被环境的艰苦吓退，反而迎难而上，尽最大可能对敦煌石窟及其中文物进行了发掘和保存。

另外，他也从考古学家的视角出发，认为相比于此次考察所发现的普通古物而言，考古工作者们“所留下来的这些充满人间味的工作情况的记载，或许更可珍贵”。此外，夏老在写作《敦煌考古漫记》时提到，在考古通俗叙述方面所进行的探讨，颇有启发意义。夏老认为专业性质的著述虽然内容详尽，但被查阅的机会不多，受众范围也有限，而“通俗性的读物，可以获得较多的读者，且可作专门性质的考古报告的介绍书，使人们知道在专门的报告中，可以查得到一些什么材料”。这一想法恰与“公众考古”的目标之一——满足公众不谋而合，这本书也当为我国第一部由考古学家完成的通俗性考古读物，为以后的“公众考古”写作提供了借鉴的思路。另外，夏老还以漫记、漫谈等各种文章体裁深入浅出地将他对敦煌石窟的历史演变、发掘保护、学科价值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观点呈现给读者，不仅使考古知识不再乏味，更使其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有学者将夏老的这番尝试盛誉为我国考古大众化之初试。

此外，夏老还借自己身体力行的考察经历，对现代的考古学者表达了殷切的期待，希望他们不要总置身在学术的象牙塔中，而要“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并且亲自动手把它挖掘出来或记录下来”，可见夏老不仅重视学术研究的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也颇为用心。

虽然和后世学者的发掘相比，夏鼐先生所参与的西北考察团并没有在敦煌石窟中找到轰动性的新发现，但其提出的有关敦煌石窟科学考古方法、合理进行洞窟编号以及妥善保存发掘出的文物的相关建议至今看来都颇有见地，成为了后世研究的基石。也正如夏老所言，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国考古学“必定有更丰富的收获”。在一代代中国考古人连续不断地奋斗下，敦煌石窟考古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也仍有很多未知的领域等待后人探索。希望未来的考古人都可以向夏鼐先生等杰出的考古前辈学习，在学术方面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实践过程中不惧困难、砥砺前行；在为人处世上谦和平易、心怀天下，成为优秀的考古工作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