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更新背景下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新方向
作者简介：郭忠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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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重要历史判断，也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时代更新投照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对这些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真正反应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不仅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也获得了广袤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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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学理论是时代政治精神的结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学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三大发展主轴。这些阶段和主轴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意识和反思意识明显增强，摆脱对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依附、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已成为共识。在这一目标的导引下，涌现出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等诸多理论建构尝试，它们从不同角度倡导建立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代变迁推动着政治学的发展转型，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充分挖掘本土议题、反思和重构概念体系、形成新的政治学命题和证成中国文化价值，将是政治学理论下一步的主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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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时代更新；政治学理论；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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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速览：
一、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阶段和轴心
二、当前政治学理论建构的主要尝试
三、中国政治学理论的主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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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题点睛：
1.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脉络
2.我国政治学学科面临的挑战及发展方向
3.政治关系的含义及其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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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阶段和轴心
理论是以特定概念、命题、原理和价值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抽象知识体系。理论既来源于现实和反映现实，又对现实具有巨大的建构作用。列宁曾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正因为理论所具有地掌握群众和建构社会功能，理论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便都不是小事。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被一种与本土不符的外来理论或错误理论所说服和掌握，很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政治学理论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其直接作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域而格外重要。按照《牛津政治学理论手册》的界定，政治学理论是政治学科的下属分支，其核心任务在于对特定政治共同体及其行为进行理论性总结和批判性把脉，尤其关注该政治共同体及其行为的正义性、民主性、宗教性、大众性等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学理论既涉及一个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又涉及该国家行为的正当性问题。从这一角度而言，政治学理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建立一套与本国政治状况相吻合的政治学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是一个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
政治学理论对中国而言同样至关重要。传统中国不存在独立形态的政治学理论，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曲折进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集中在鸦片战争以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引入和传播阶段。一方面，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伴随着卢梭、孟德斯鸠、洛克等西方近代思想家的著作被大量翻译成中文，西方政治学理论也开始被系统引入国内。另一方面，晚清时期派出的大量留学生也成为促进政治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兴起的重要原因。这些大学当时存在着“德意志流”和“英美流”等派系划分，这些派系也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知识结构。除近代欧美自然法学说外，德国的国家理论和民族理论在中国早期政治学理论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二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阶段。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1920到1949年间，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得到了出版。除此之外，还出版了一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著作。1929年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被看作是一部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型政治学之说明体系”。这一理论谱系建立起一套革命色彩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治学理论。政治学科尽管在1952年全国学科大调整中被取消，但这一套革命理论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被进一步强化。
三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再引入和发展阶段。由于长时间学科被取消所导致的发展断裂和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原来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学理论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后的时代需要。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要求。政治学科迅速得到恢复，并把移译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补课”的基本手段，这突出体现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走向未来》《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丛书的翻译上。“补课”使西方政治学理论迅速填补了由于学科取消所导致的空白，但也使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表现出浓厚的西方色彩，甚至出现对西方政治学概念和理论进行生搬硬套和简单移植的现象。这种情况导致政治学理论与本土现实之间的错位，妨碍了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
四是21世纪以来的反思和本土化建构阶段。近年来，围绕“本土化”这一议题，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讨论。针对中国政治学充斥着大量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事实，部分学者主张发展本土政治学，认为政治学研究的首要目标是建立起关于中国政治的地方性理论体系，服务于本国政治的发展需要，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把基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提供给国际学术界。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该讲话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此后，政治学的本土化意识明显提升，构建本土政治学理论的尝试得到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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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政治学理论建构的主要尝试
伴随着中国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人民生活等领域的世界性崛起，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大国意识也明显抬头。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科学地位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中国社会科学界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理论甚至基本价值都依赖西方，造成中国社会科学对西方的依附，因此必须提升中国的学术自信水平，发展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世界学术舞台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在政治学领域，构建本土政治学理论的尝试开始全面展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以“中国”作为出发点。这一立场主要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应。西方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然权利、普遍人权、竞争性民主等价值预设的基础上，这迫使中国学者在研究本国政治时也以这些预设作为出发点，导致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议题被遮蔽。针对这种情况，在不少学者看来，本土政治学理论建构的首要步骤在于防范西方的立场预设，从“中国”出发来构建本土政治学理论。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近年来，一系列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尝试变得声誉日隆，比如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民族政治学以及中国政治概念研究。基于实证调查或历史研究，研究者尝试建立起反映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在这一方面，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取得的成果相对丰富。“田野政治学”尝试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建立起理解中国政治变迁的理论体系；基于中国历史延续性这一基本视角，“历史政治学”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为基点，尝试建立理解中国现实的解释机制；民族政治学则聚焦“民族”，尝试从民族角度来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乃至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
其二，建立以中国为基础的政治学话语体系。随着“补课”的完成，创造本土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就变得至关重要，否则中国政治学便难以独立发展。这种看法在政治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方面，田野政治学所取得的效果最为明显，目前已建立起相对完备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比如“祖赋人权”“家户制”“农民理性”“韧性小农”“关系叠加”和“长周期政治”等；以这些概念为基础，田野政治学力图建立有关中国政治史和现实政治的解释范式。作为立足中国大地的政治话语，田野政治学还体现出一定的对话西方的目的，比如以“祖赋人权”对话“天赋人权”、以“家户制”对话“村社制”、以“东方自由主义”对话“东方专制主义”、以“关系叠加”对话“线性历史”等。
其三，以“中国”作为方法。在部分学者看来，中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延续性，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文化基因不仅决定了研究者的思维方式，而且决定了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在这一主张的观照下，历史政治学提出“以中国为方法”的主张，认为政治学首先是一种基于“本国中心主义”立场的治国理政学说，本国经验不仅能产生地方性知识，而且还能产生基于本国经验的政治学方法论。因而主张：第一，政治学研究必须始终把“中国”置于中心位置，建立体现“中国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第二，将以中国为中心所形成的认识论、方法论上升成为一种“标准”和“尺度”，对冲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并找到走出西方政治学理论处于支配局面的路径。
其四，以证明“中国性”作为目标。立场、话语、方法只是说明了本土“政治事实”，政治学理论的最终目标是证成“中国价值”。在实践方面，历史政治学在这方面的意识最为明显。在它看来，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而言，最大、最根本的“实存”性问题就是“中国性”命题，具体包括三个问题：中国是如何来的？中国所以为中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中国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言下之意，这些问题不能由西方学者根据他们的价值来做出回答，而必须站在中国历史和现实情境下由中国政治学者来做出回答。在理论上回答了这些问题，中国便为世界政治学知识体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如果把政治学理论构建划分成基本议题、基本概念、重要命题、理论体系、价值论证、比较研究和研究范式等环节。可以发现，当前的尝试在这些层面上都有所体现。以最有显示度的田野政治学为例，它不仅突显了“田野”议题在本土政治学理论建构中的重要性，而且还建构起特色鲜明的概念体系，并以这些概念为基础尝试提出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命题，如“关系构造国家，国家再造关系”。基于这些概念和命题，田野政治学尝试建立起有关中国国家历史变迁的理论体系。同时，田野政治学还注重形成自身的研究方法—深度田野调查。这一点对于正变得声誉日隆的“历史政治学”来说也一样。通过数年的努力，历史政治学已成功地将“历史”议题带入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提出不少启迪理论思考的概念和判断，如“中华文明基体”“作为方法的中国”“政治学首先是‘本国中心主义’立场的治国理政学说”。假以时日，这些理论建构的努力将臻于完善。
但无可否认，当前本土政治学理论建构的尝试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研究主题方面，除田野政治学等少数团队进行了真实的理论建构尝试外，大部分还处在占山头式的议题提出和必要性论证阶段，离真正的理论建构还存在较大的距离；在建构方式方面，主要体现在以现实案例为基础的描述性上，以理念为基础的理论建构情况非常少见。在建构效果方面，则体现出一定的内循环特征，即理论成果的影响仅局限于中国学术界，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和影响国际学术研究的意识并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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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政治学理论的主要发展方向
时下，中国政治学者在本土化理论建构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步伐，但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必须进一步明确发展的方向，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最为重要。
第一，立足中国国情的议题挖掘和议题更新。这是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政治学理论是一个复合体系，由基于不同议题的理论组成，如权力理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政治文化等。中西政治学之间尽管共享了许多议题，但这些议题在不同国家通常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含义，因此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必须注重从中国的事实和经验出发，而不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前文提到的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等都试图从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议题出发来构建政治学理论，但这些议题只是众多议题中的一小部分。不论对于传统还是现代政治而言，中国都存在着大量具有本土特色的经验和事实，需要立足中国国情来做出解释。
第二，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体系建构。这是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基石。如石里克所言，概念是理论建构之砖，只要我们掌握了概念，我们就掌握了定义事务的权力。如果我们只是使用外来概念，我们便丧失了这种定义权。因此，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必须以加强本土政治学概念建构作为基础。这一点实际上已经为不少学者所认识到。
在笔者看来，具体包括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对既有概念体系的反思和清理。必须承认，承载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
的概念主要还是来自西方，而且其中存在着不同的概念类型。其中不少概念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色彩，对本土学术研究具有价值规训性。因此，需要加强对既有概念体系的反思和清理。这一工作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项内容：概念沿用，即对于不负载价值色彩的形式性概念（如政党），可以继续沿用；概念解构，即对负载西方价值色彩的实质性概念（如东方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则要加强理论分析和解构；概念改造，即保留概念的原有形式，但以中国实质性内容进行替换。二是继续加强基于本土经验的描述性概念提炼。这一方面目前尽管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相对于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而言，仍然显得较为缺乏，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扩大规范性概念的供给。规范性概念以特定道德原则和政治理想为基础，表示“应当”“必须”等含义（如正义、平等）。与描述性概念仅表明“事实”相比，规范性概念对社会具有更加明显的引领作用。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时代转捩呼唤中国学人具有相应的敏锐感，能够针对时代变迁提出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概念，它们不仅反映时代变化的未来，而且引领时代发展。
第三，勇于建构立足中国国情的新政治判断。政治判断是形成政治理论的基本纽带。概念、判断与理论的关系可概括如下：理论“系统形成一个网络，概念则代表了网上的纽结，判断是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线”。由此可见，概念的意义在于构成判断，概念只有在判断之中才能展现其生命力。理论是一系列判断的组合。如果说判断是对事物单一特性的认识，理论则是对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认识。政治判断是连通政治概念与政治学理论的桥梁。政治概念具有杂多的一面，政治判断的数量则要少得多。在本土政治学理论建构方面，政治判断的建构是不可逾越的一步。在这一方面，重点应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对既有政治判断（尤其是西方引入的政治判断）的检视。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已经存在诸多政治判断，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比如，对于现代公民观念的产生，韦伯曾提出如下著名判断：“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亚洲的城市不存在有类似西方可以代表市民的共同体”。通过这些判断，韦伯建立起现代公民观念起源的理论：是西方而非东方城市最早孕育了现代公民观念，从而把现代公民观念的产权归于西方。但实际上，这种判断只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论断，因为西方公民观念在形成过程中不仅大量吸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文化，而且还与东方社会形成互动，现代公民观念本质上是东西互动结构中的产物。从这一角度而言，反思中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既有判断，便变得至关重要。
其次，新政治判断的供给，即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判断。在当前中国的政治学界，由本土学者提出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判断的数量还非常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学人的研究特性，即过于谦卑，缺乏进行命题构建的勇气。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学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西方学者喜欢提出新概念和新命题，一旦遇到以前概念和命题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便以新的概念和命题进行标识。中国学者通常习惯于沿用既有的概念和命题来匡衡研究对象，一旦遇到与既有概念或命题不符的事物，通常不是想着进行概念或命题创新，而是通过剪裁甚至扭曲对象来迎合既有的概念或命题，从而导致削足适履的现象。在本土政治判断的建构方面，执政党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一些重要命题，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但如何将这些实践经验转化成学术命题，使之融合于本土政治学知识体系，则还需要政治学者作出努力。
第四，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证成。在社会科学领域，世界上不存在不带价值色彩的纯客观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成员，政治学理论也不例外。长期以来，由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支配地位，中国学者在议题选择、话语方式、价值导向方面潜移默化地受西方理论的规训。时下，中国政治学者对这一点已有清醒的认识。从根本上说，中国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如何在价值上证成中国文化。这样说不等于为一切现有的政策提供解释和辩护，而是要认识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立足中国文化价值来提供新的理论元素。举例来说，民主最先产生于古希腊，并率先在西方社会得到发展，但这不等于说西方民主就是民主的唯一形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必须沿用西方民主模式。最先产生和发展于西方这一事实，不排斥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出其他行之有效的民主模式。比如，“全过程民主”是否反映了一种新型的民主理论供给？我们可以把民主看作是一棵结满了果实的参天大树，在这一棵树上，既可以结出西方民主的果实，也可以结出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民主果实。正是通过这些色彩缤纷的果实，民主之树才显得格外绚丽。这意味着，对于中国政治学者来说，需要立足中国的文化价值，为世界政治学知识体系贡献自身独特的理论产品。
随着政治学“补课”的完成和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将会是一种必然选择。但必须指出的是，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并不意味着以下两种倾向：一是学术研究中的“民族主义”；二是学术交流上的“关门主义”。对于科学研究而言，这两种倾向都是狭隘的。前文已表明了社会科学知识的“多元普遍主义”性质。这一性质提醒我们，社会科学知识一方面建立在“本土”事实的基础上，不能忽视本土事实而照搬外来理论；另一方面，必须把“本土性”或“民族性”事实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学术研究固然必须以本土事实作为基础，那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体现，但如果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来从事学术研究，则容易陷入排斥一切外来知识和对外学术交流上的“关门主义”陷阱。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世界社会科学知识是一棵由包括来自中国在内的各种“地方性”知识所组成的“知识之树”，“本土性”和“交流性”是这一知识之树的基本要求。时下，面对着巨大的时代变迁，中国政治学人对这些方面已具有了清醒的认识，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其中的部分成果无疑将沉淀在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但也有部分成果可能随时间流逝而被淘汰。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注定是长久的，需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但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总结：政治学理论的变迁轨迹反映出政治学理论不仅紧跟时代的脉动，而且反映时代的精神。我国的政治学理论先后形成了三个发展主轴：以西方政治学知识为基础的政治学理论，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学理论和以中国现实为基础的政治学理论。时下，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的尝试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我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意识已明显加强，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了不少经验，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值得认真加以对待。据此作者提出了未来中国政治学理论应有的几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一是立足中国国情的议题挖掘和议题更新；二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体系建构；三是勇于建构立足中国国情的新政治判断四是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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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北大核心css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