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西北大学中国史考研真题历史学考研网
一、名词解释
1.墨家
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因创始人墨翟而得名。墨家提倡“兼爱”，即无差别的爱，反对儒家有层次、差等的“仁爱”，由此又主张“非攻”，谴责列国的兼并战争。政治上，墨家提出“尚贤”，希望上自天子、下到乡里的各级职务都选拔贤人来担任。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主张“节用”，反对儒家倡导的厚葬和礼乐建设，认为这都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其世界观则强调尊天、尊鬼，迷信色彩较重。墨家的信徒人数很多，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带着宗教和苦行的色彩，战国时期社会影响相当大。
2、平城之围（白登之围）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的事件。又称“平城之围”。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又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汉高祖闻讯，亲率30万大军迎战，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达七天七夜，和主力部队完全断绝联系。后来用陈平计，向单于阏氏行贿，才得脱险。此后刘邦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
3、达鲁花赤
元代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行政长官。达鲁花赤，由成吉思汗设立，广泛通行于大蒙古国和元朝。是蒙古语，原意为“掌印者”，是大蒙古国历史上一种职官称谓。成吉思汗在各城设置“达鲁花赤”，也就是督官。
达鲁花赤后来成为长官或首长的通称。在元朝的各级地方政府里面，均设有达鲁花赤一职，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各级的最高长官。在元朝中央政府里面，也有某些部门设置达鲁花赤官职。达鲁花赤一般必须由蒙古人担任。明朝以后，达鲁花赤官职被废除。
4、南岳军事会议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令部在湖南衡山召开的军事会议。1938年11月25日至 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要继续实行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重视游击战和运动战，以迂回包围战术转守为攻，牵制消耗敌人。会议重点把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素质、增强军队作战能力放在突出地位。为此会议制定了全面整训军队的方针和原则，规定全国军队分三期轮流整训。会议重新调整了战区， 将全国划分为第一至第五战区、第八至第十战区以及鲁苏、冀察战区。
二、简答题
1、简述前四史
（一）《史记》。
二十四史之一，西汉司马迁著。《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余万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注疏以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最为著名。
（二）《汉书》
二十四史之一，东汉班固著。《汉书》记载了上自汉高祖六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两百三十年的历史。全书包括纪十二卷、表八卷、志十卷、传七十卷，共一百卷。《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遣词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都仿照它的体例，纂纪传体的断代史。注疏以唐初颜师古《汉书注》和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最为重要。
（三）《后汉书》
二十四史之一，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记载了从王莽至汉献帝的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其中八志由司马彪续作。范晔写此书是为了“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后汉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注疏以清惠栋《后汉书补注》和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最为重要。
（四）《三国志》
二十四史之一，西晋陈寿著。《三国志》记述从汉灵帝至晋武帝九十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魏国志》三十卷，《蜀国志》十五卷，《吴国志》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原是各自为书，一直到北宋才合而为一，改称《三国志》。注疏以刘宋裴松之《三国志注》最有价值，与《三国志》并行。
2、根据“方田均税法”“经界法”“公田法”说说宋代政府与豪强之间关系
宋代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他们违法犯禁，恃势兼并土地。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中央不可能容忍出现地方上的对抗势力，朝廷对之往往采取镇压的方针。但地方官府与豪强的关系较为复杂，有勾结、摩擦，也有镇压。豪强凭借利益诱惑和权势威慑，与地方官吏勾结起来，地方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但当豪强实力强大到威胁地方官员切身利益与统治的时候，他们之间也会产生摩擦，地方官员也会对作恶的豪强进行打击。
为了解决豪强隐产漏税的问题，中央政府也出台了不少政策。如检田、方田均税、经界、推排等，对豪强的行为来进行限制。但在人治发挥很大作用的宋代，由于地方管理从中作祟，中央的这些政令并没有真正的成效。如方田，官吏畏惧豪强，豪家大姓的田越方越少，普通百姓的税越方越多。
3、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一）明太祖废相。明初沿用元制，在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统率百官，总理政务。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丞相权势过重，是导致小人专权乱政的重要因素，洪武十三年（1380 年）以擅权在法罪名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后，下令废除中书省，罢丞相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亲自控制、指挥。这一措施解决了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但因六部事务繁杂，皇帝不可能一一总揽亲裁，于是洪武十五年（1382 年）设文渊阁、武英殿、文华殿等五殿阁大学士，秩正五品，侍从左右，以备顾问，协助处理政务公文。这些大学士于宫内殿阁办公，亦称内阁学士，至永乐年间发展成较为正规的内阁制度。明初的内阁“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并无独立裁决事务的权力，只是皇帝的助理、秘书班子。
（二）明中期内阁权力的扩大。仁宗、宣宗到英宗正统前期，内阁的地位有了显著上升。其工作也由过去比较空泛的“参预机务”转变为固定的“票拟”，即代替皇帝阅读臣僚奏章，草拟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亦谓“条旨”。自此票拟逐渐成为内阁最重要和制度化的职掌。
（三）英宗以后内阁制度的继续发展。内阁大学士大夫排名有先后，到英宗天顺时，位居第一者开始有了“首辅”的尊称，其次者称次辅，余人称群辅。首辅并非制度规定，而是在实际政务运作中形成的，一般指大学士大夫入阁最早、资历最深、加官最高者，而此人又通常最受皇帝信任。后来票拟权专归于首辅，更加大了其与其他辅臣的身份差距。六部凭借其最高行政机构身份，时常与内阁相抗，但最晚到嘉靖时期，内阁朝会班次已列于六部之前，在阁、部之争中占了上风。
（四）内阁首辅之争。由于首辅地位重要，权势突出，阁臣之间围绕首辅位置的倾轧也愈演愈烈。自嘉靖末年历隆庆一朝，首辅之争激烈，数次易人。神宗即位，张居正在宦官冯保的 助下长任首辅，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大规模推行改革，使明朝统治一度出现振兴迹象。自张居正死后一直到明亡，内阁大臣基本上碌碌无为，内阁政治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
（五）内阁的实质。尽管明中叶的内阁出现了“无宰相之名，行宰相之实”的权臣，且阁臣常被俗称为“相”，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内阁不能与过去的宰相等同。首先，内阁在制度上只承担秘书、顾问工作，虽有议政之权，而无监督百官执行之权，不能指挥六部等行政机构。其次，内阁的议政权也受到很大限制，其票拟是否生效，要取决于皇帝批红，如不合皇帝之意，就必须“改票”，甚或去职。在批红权被宦官窃取的情况下，内阁更要看宦官的眼色行事。而其议政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即主要是被动地接受顾问，在制度上缺乏就大政方针向皇帝主动提出建议的权力。如皇帝怠政，阁臣只能通过票拟与皇帝进行文字联络，往往长期不能见面。第三，在明朝绝大部分时间里，内阁并未被看做正式机构，而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办公场所。总之，内阁最多只具有“准宰相”性质，并非真正的宰相。
四、论述题
1、论述清代政府对边疆管理的措施
（一）东北地区。在东北地区，清廷实施军府制，设奉天将军驻盛京（沈阳），吉林将军驻吉林，黑龙江将军驻齐齐哈尔。又分设总管、副都统等机构，加强管理。对于 边远地区如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等地未入旗籍的少数民族，则沿用当地旧制设乡长 （喀喇达）和姓长（噶珊达）。清政府还在黑龙江两岸和额尔古纳河设卡伦，建立常规巡边制度，加强对俄国的防范。
（二）蒙古地区。在内外蒙古地区，均实行札萨克制，即盟旗制度。蒙古各部划分为旗，旗是基本行政单位，合若干旗为一盟。旗有札萨克（即旗长），盟有盟长。札萨克为世袭之职，盟长则由中央任命。此外，中央又派大员驻在各要地，以加强控制。此外，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察哈尔、热河都统、绥远将军，在外蒙古地区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等，以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管理。
（三）新疆地区。在新疆地区，乾隆时征服准噶尔及回部后，为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统治，设伊犁将军，驻惠远城（今霍城东南），又设参赞大臣为辅，总理天山南北路之军事、政治、边防诸务。在天山南路地区，也就是在回部（维吾尔族）地区，于喀什噶尔（今喀什市）设参赞大臣，节制天山南路各城。伯克，由维吾尔贵族充任，以管理各城事务，但废除原有的伯克世袭制，伯克可随时升调，其制与内地的官制基本相同。
（四）西藏地区。乾隆年间，清廷提高了驻藏大臣的职权，明确规定驻藏大臣和达赖、班禅的地位平等。西藏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长官及各大寺庙的管事喇嘛，都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简选。西藏的对外联系，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办理。达赖、班禅的财政机构的一切收支，统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达赖、班禅的继承人问题，也必须由驻藏大臣监临决定。乾隆帝特创金本巴瓶制度，在大昭寺内设一金本巴瓶，规定达赖、班禅及大呼图克图的灵童转世，须由诸喇嘛当众于金瓶内抽签，并由驻藏大臣或理藩院尚书亲临监督确定，以避免地方上层贵族操纵，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
（五）西南地区。清初对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是沿袭元、明的土司制度， 即以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当地的土官，文职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武职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自明朝以来，为了加强中央的权力，消弭土司之患，即开始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世袭的土官，改设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清朝也不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但集中地、较大规模地改土归流，是在雍正一朝。雍正四年（1726年）至九年，清政府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通过招抚和镇压相结合的办法，在少数民族众多的广大西南地区，进一步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将很多少数民族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清廷在原土司地区设立府、厅、州、县，实行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制度，如清丈土地，编制户口，纳粮当差等。大大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及西南边防。
2、分析民国初年社会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张宪文教授在《中华民国史》一书中论述了民国初年的社会及其结构变化：（1）阶级形态的变动与乡村社会发展。（2）人口向国外及边疆的流动（3）城市化的初步发展（4）社会习俗的演变，以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为例。
（一）民国初年，人口流动主要变现在人口向边疆的迁移、人口向海外的迁移。造成人口大量流动的原因在于区域性人口增长的不平衡、地区性经济发展的差异、社会治安和保障体系的优劣、边疆地区的开垦及海外劳工的需求。
（二）民国初年城市化获得了初步发展，主要表现在城镇人口数量大增，城镇人口的比重上升，大城市人口比重急剧上升。该阶段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原因有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企业的创办多方面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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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
1.墨家
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因创始人墨翟而得名。墨家提倡“兼爱”，即无差别的爱，反对儒家有层次、差等的“仁爱”，由此又主张“非攻”，谴责列国的兼并战争。政治上，墨家提出“尚贤”，希望上自天子、下到乡里的各级职务都选拔贤人来担任。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主张“节用”，反对儒家倡导的厚葬和礼乐建设，认为这都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其世界观则强调尊天、尊鬼，迷信色彩较重。墨家的信徒人数很多，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带着宗教和苦行的色彩，战国时期社会影响相当大。
2、平城之围（白登之围）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的事件。又称“平城之围”。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又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汉高祖闻讯，亲率30万大军迎战，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达七天七夜，和主力部队完全断绝联系。后来用陈平计，向单于阏氏行贿，才得脱险。此后刘邦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
3、达鲁花赤
元代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行政长官。达鲁花赤，由成吉思汗设立，广泛通行于大蒙古国和元朝。是蒙古语，原意为“掌印者”，是大蒙古国历史上一种职官称谓。成吉思汗在各城设置“达鲁花赤”，也就是督官。
达鲁花赤后来成为长官或首长的通称。在元朝的各级地方政府里面，均设有达鲁花赤一职，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各级的最高长官。在元朝中央政府里面，也有某些部门设置达鲁花赤官职。达鲁花赤一般必须由蒙古人担任。明朝以后，达鲁花赤官职被废除。
4、南岳军事会议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令部在湖南衡山召开的军事会议。1938年11月25日至 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要继续实行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重视游击战和运动战，以迂回包围战术转守为攻，牵制消耗敌人。会议重点把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素质、增强军队作战能力放在突出地位。为此会议制定了全面整训军队的方针和原则，规定全国军队分三期轮流整训。会议重新调整了战区， 将全国划分为第一至第五战区、第八至第十战区以及鲁苏、冀察战区。
二、简答题
1、简述前四史
（一）《史记》。
二十四史之一，西汉司马迁著。《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余万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注疏以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最为著名。
（二）《汉书》
二十四史之一，东汉班固著。《汉书》记载了上自汉高祖六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两百三十年的历史。全书包括纪十二卷、表八卷、志十卷、传七十卷，共一百卷。《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遣词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都仿照它的体例，纂纪传体的断代史。注疏以唐初颜师古《汉书注》和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最为重要。
（三）《后汉书》
二十四史之一，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记载了从王莽至汉献帝的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其中八志由司马彪续作。范晔写此书是为了“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后汉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注疏以清惠栋《后汉书补注》和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最为重要。
（四）《三国志》
二十四史之一，西晋陈寿著。《三国志》记述从汉灵帝至晋武帝九十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魏国志》三十卷，《蜀国志》十五卷，《吴国志》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原是各自为书，一直到北宋才合而为一，改称《三国志》。注疏以刘宋裴松之《三国志注》最有价值，与《三国志》并行。
2、根据“方田均税法”“经界法”“公田法”说说宋代政府与豪强之间关系
宋代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他们违法犯禁，恃势兼并土地。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中央不可能容忍出现地方上的对抗势力，朝廷对之往往采取镇压的方针。但地方官府与豪强的关系较为复杂，有勾结、摩擦，也有镇压。豪强凭借利益诱惑和权势威慑，与地方官吏勾结起来，地方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但当豪强实力强大到威胁地方官员切身利益与统治的时候，他们之间也会产生摩擦，地方官员也会对作恶的豪强进行打击。
为了解决豪强隐产漏税的问题，中央政府也出台了不少政策。如检田、方田均税、经界、推排等，对豪强的行为来进行限制。但在人治发挥很大作用的宋代，由于地方管理从中作祟，中央的这些政令并没有真正的成效。如方田，官吏畏惧豪强，豪家大姓的田越方越少，普通百姓的税越方越多。
3、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一）明太祖废相。明初沿用元制，在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统率百官，总理政务。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丞相权势过重，是导致小人专权乱政的重要因素，洪武十三年（1380 年）以擅权在法罪名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后，下令废除中书省，罢丞相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亲自控制、指挥。这一措施解决了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但因六部事务繁杂，皇帝不可能一一总揽亲裁，于是洪武十五年（1382 年）设文渊阁、武英殿、文华殿等五殿阁大学士，秩正五品，侍从左右，以备顾问，协助处理政务公文。这些大学士于宫内殿阁办公，亦称内阁学士，至永乐年间发展成较为正规的内阁制度。明初的内阁“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并无独立裁决事务的权力，只是皇帝的助理、秘书班子。
（二）明中期内阁权力的扩大。仁宗、宣宗到英宗正统前期，内阁的地位有了显著上升。其工作也由过去比较空泛的“参预机务”转变为固定的“票拟”，即代替皇帝阅读臣僚奏章，草拟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亦谓“条旨”。自此票拟逐渐成为内阁最重要和制度化的职掌。
（三）英宗以后内阁制度的继续发展。内阁大学士大夫排名有先后，到英宗天顺时，位居第一者开始有了“首辅”的尊称，其次者称次辅，余人称群辅。首辅并非制度规定，而是在实际政务运作中形成的，一般指大学士大夫入阁最早、资历最深、加官最高者，而此人又通常最受皇帝信任。后来票拟权专归于首辅，更加大了其与其他辅臣的身份差距。六部凭借其最高行政机构身份，时常与内阁相抗，但最晚到嘉靖时期，内阁朝会班次已列于六部之前，在阁、部之争中占了上风。
（四）内阁首辅之争。由于首辅地位重要，权势突出，阁臣之间围绕首辅位置的倾轧也愈演愈烈。自嘉靖末年历隆庆一朝，首辅之争激烈，数次易人。神宗即位，张居正在宦官冯保的 助下长任首辅，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大规模推行改革，使明朝统治一度出现振兴迹象。自张居正死后一直到明亡，内阁大臣基本上碌碌无为，内阁政治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
（五）内阁的实质。尽管明中叶的内阁出现了“无宰相之名，行宰相之实”的权臣，且阁臣常被俗称为“相”，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内阁不能与过去的宰相等同。首先，内阁在制度上只承担秘书、顾问工作，虽有议政之权，而无监督百官执行之权，不能指挥六部等行政机构。其次，内阁的议政权也受到很大限制，其票拟是否生效，要取决于皇帝批红，如不合皇帝之意，就必须“改票”，甚或去职。在批红权被宦官窃取的情况下，内阁更要看宦官的眼色行事。而其议政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即主要是被动地接受顾问，在制度上缺乏就大政方针向皇帝主动提出建议的权力。如皇帝怠政，阁臣只能通过票拟与皇帝进行文字联络，往往长期不能见面。第三，在明朝绝大部分时间里，内阁并未被看做正式机构，而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办公场所。总之，内阁最多只具有“准宰相”性质，并非真正的宰相。
四、论述题
1、论述清代政府对边疆管理的措施
（一）东北地区。在东北地区，清廷实施军府制，设奉天将军驻盛京（沈阳），吉林将军驻吉林，黑龙江将军驻齐齐哈尔。又分设总管、副都统等机构，加强管理。对于 边远地区如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等地未入旗籍的少数民族，则沿用当地旧制设乡长 （喀喇达）和姓长（噶珊达）。清政府还在黑龙江两岸和额尔古纳河设卡伦，建立常规巡边制度，加强对俄国的防范。
（二）蒙古地区。在内外蒙古地区，均实行札萨克制，即盟旗制度。蒙古各部划分为旗，旗是基本行政单位，合若干旗为一盟。旗有札萨克（即旗长），盟有盟长。札萨克为世袭之职，盟长则由中央任命。此外，中央又派大员驻在各要地，以加强控制。此外，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察哈尔、热河都统、绥远将军，在外蒙古地区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等，以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管理。
（三）新疆地区。在新疆地区，乾隆时征服准噶尔及回部后，为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统治，设伊犁将军，驻惠远城（今霍城东南），又设参赞大臣为辅，总理天山南北路之军事、政治、边防诸务。在天山南路地区，也就是在回部（维吾尔族）地区，于喀什噶尔（今喀什市）设参赞大臣，节制天山南路各城。伯克，由维吾尔贵族充任，以管理各城事务，但废除原有的伯克世袭制，伯克可随时升调，其制与内地的官制基本相同。
（四）西藏地区。乾隆年间，清廷提高了驻藏大臣的职权，明确规定驻藏大臣和达赖、班禅的地位平等。西藏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长官及各大寺庙的管事喇嘛，都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简选。西藏的对外联系，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办理。达赖、班禅的财政机构的一切收支，统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达赖、班禅的继承人问题，也必须由驻藏大臣监临决定。乾隆帝特创金本巴瓶制度，在大昭寺内设一金本巴瓶，规定达赖、班禅及大呼

图克图的灵童转世，须由诸喇嘛当众于金瓶内抽签，并由驻藏大臣或理藩院尚书亲临监督确定，以避免地方上层贵族操纵，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
（五）西南地区。清初对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是沿袭元、明的土司制度， 即以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当地的土官，文职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武职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自明朝以来，为了加强中央的权力，消弭土司之患，即开始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世袭的土官，改设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清朝也不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但集中地、较大规模地改土归流，是在雍正一朝。雍正四年（1726年）至九年，清政府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通过招抚和镇压相结合的办法，在少数民族众多的广大西南地区，进一步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将很多少数民族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清廷在原土司地区设立府、厅、州、县，实行与汉族地区相同的制度，如清丈土地，编制户口，纳粮当差等。大大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及西南边防。
2、分析民国初年社会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张宪文教授在《中华民国史》一书中论述了民国初年的社会及其结构变化：（1）阶级形态的变动与乡村社会发展。（2）人口向国外及边疆的流动（3）城市化的初步发展（4）社会习俗的演变，以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为例。
（一）民国初年，人口流动主要变现在人口向边疆的迁移、人口向海外的迁移。造成人口大量流动的原因在于区域性人口增长的不平衡、地区性经济发展的差异、社会治安和保障体系的优劣、边疆地区的开垦及海外劳工的需求。
（二）民国初年城市化获得了初步发展，主要表现在城镇人口数量大增，城镇人口的比重上升，大城市人口比重急剧上升。该阶段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原因有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企业的创办多方面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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