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族学考研：东汉河湟地区的汉羌交融

东汉河湟地区的汉羌交融

东汉时期，河湟地区的羌人与中央王朝的互动明显增加，所以汉政府将其视作羌人的代表。这一时期也是河湟羌人不断内徙的时期，到了安帝、顺帝时，出现了东西羌的划分，胡三省认为东羌是内徙羌人的统称，西羌则是指金城塞外的河湟羌。

两汉时期河湟地区的羌人已经分化出了一百五十多个支系。东汉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支系，即虔人、且冻、傅难、沈氐、吾良、巩唐、累姐、零吾等。从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汉代的西羌，正处在由原始部落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

由于西汉在河湟地区进行移民屯田取得了良好成效，因而东汉政府也延续了这一政策，且规模与西汉相比有所扩大。从史料记载可以得知，自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 年）至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 年）的30 年中，东汉政府在河湟地区先后五次组织屯田，共计屯田44 部，即“列屯夹河……其功垂立”。在屯田的同时也将大量中原人口迁居于此，这些人中，除军队和官吏外，还有贫苦百姓和世家大族，如西平郭氏、卫氏、田氏、麴氏以及西汉赵充国的后裔等，都在这一时期陆续迁居河湟。他们为开发河湟，传播汉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可以从《汉三老赵掾之碑》中得到证明。

中原汉人迁居河湟，始于武帝经营河西。其后宣帝时，赵充国在河湟进行屯田，虽然时间较短，但为后来汉人开发河湟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王子今先生认为自赵充国起，河湟地区才受到汉王朝行政中枢的特殊重视。羌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交往和融合，明显密切起来。至西汉末年，河湟地区的汉人已颇具规模，他们与当地羌人长期杂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的交融。

两汉时期，政府为了促进边地的开发，规定居住在边陲的民众可以获得一份由国家授予的土地，河湟地区的羌民自然也在授予的范围内。永和三年（公元138 年），河西地区发生了地震，四月“戊戌，遣光禄大夫案行金城、陇西，赐压死者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为收殓之。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赋”。早在西汉，河湟地区就纳入了金城郡的管辖范围。此记载说明，凡是居住在河湟地区的无论汉人还是羌人，都属于国家的编户齐民，都需要同内地民众一样，向国家缴纳赋税。羌人成为汉政府管理下的自耕农，接受中央的统治，慢慢走上汉化的道路，这是该地区汉羌民族交融的一种体现。

蒙古国拉布噶苏荣教授做了《蒙古国考古发掘成果》的报告，由大连外国语大学秀云副教授担任翻译。他系统介绍了蒙古国自旧石器时代至蒙古帝国时期考古学发掘与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旧石器时代人头盖骨的发现反映了蒙古高原80－20万年前蒙古高原古人类的生存状况;分布于蒙古国西部、西南部及南部戈壁的大量动物纹岩画遗存早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动物纹岩画，表明蒙古高原是世界艺术的重要源头;以及与匈奴、鲜卑、柔然、回鹘、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各民族相关的城址、墓葬、祭坛、石像、碑刻等遗存。蒙古国学者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引发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河湟地区出土的重要汉墓除了大通上孙家寨汉墓外，还有陶家寨汉墓和平安大槽子墓。其中平安大槽子墓一共发掘出了21 座东汉时期的墓葬，这两处墓地都出土了许多人骨标本，其人骨鉴定的结果都显示存在羌、汉融合的现象，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出汉代河湟地区羌人与汉人共处的历史迹象。

河湟地区大量汉墓的出土，也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了该地区的汉羌民族交融。有数据显示，河湟地区自20 世纪70 年代至今，一共发掘出两汉的墓地有30 多处，共有200 余座墓葬。大通上孙家寨墓地是河湟地区规模最大也最为重要的汉晋墓地。该墓地中出土了许多陶器，其中汉式陶器占比达99%，且陶器形制还保留一

些当地羌人的特色。这一点，在埋葬习俗上也有所体现，该墓地的埋葬习俗有三种，即一次葬、二次葬和二次扰乱葬，前文已提过，二次扰乱葬是河湟羌人特有习俗。这种习俗在大通上孙墓地的西汉至东汉早、中期墓葬中仍较为流行，到东汉晚期逐步消失，说明到东汉晚期，该地羌文化与汉文化基本融合，一些西汉时期墓葬的主人肯定有一部分是汉化了的羌人。

经过两汉的移民与发展，河湟地区的人口逐年增加，已经完全具备设置郡一级军事行政机构的条件。于是到了东汉建安年间，政府将金城郡西部分离出来，设立西平郡，隶属于凉州，西平郡的统辖范围就是而今的河湟地区。

总之，两汉时期河湟地区的羌人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其社会形态也发生了变化，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并慢慢向着封建社会过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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