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在三元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在三元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进步，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共确认了包括汉族在内的56 个民族。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汉族占总人口的91%，是主体民族，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有18个。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人口流动、驻军屯田、移民实边、灾荒兵燹等原因，各族人民呈现出大散居、小聚居、互嵌杂居的人口分布，生活在山林、沿海、高山、戈壁、草原等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在经济文化上互补相依，尤其是游牧人群和农业人群互补性最强，经济交流也最频繁。

多少年来，中原文化向周边辐射，尤其是儒学思想和汉字文化被周边各族人民吸收和使用，为培育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心理和实践的基础。同时，周边各族人群的文化也不断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文化，如“胡服骑射”对汉族服饰形制的决定性影响，塞北声调和乐器对中原音乐产生了极大影响，传入汉地的“胡部”类乐器多达数十种，如笛子、琵琶、箜篌、胡琴、铜钹、腰鼓，等等。

又如，我国的56个民族使用130种以上的语言，全国通用语言文字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加强凝聚力，不断加强对伟大祖国和共同文化的认同；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丰富多彩，有利于互鉴互用，兼和相济，和合共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些丰富多彩、交往交流交融之中，潜藏着各族人民彼此认同的神韵，发展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从自觉到自信的势能。形态表象多样、物感物觉丰富并不阻碍神制意统、重叠共识，因为气充势能、物物相指将形与神、物感物觉与象征意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气神是三元，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是三元，三元交融一体，相互协调，互为条件，各守其位，掌握好和习惯于这样的认知，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处理好“多”和“一”、差异和同一的复杂关系，有利于避免错位处理民族关系，有利于避免问题入侵，有利于避免一厢情愿，有利于避免走极端、扩大化。

不能把形物层面混同于精神层面，不能无视气脉，造成形废神昧；不能罔顾物物相指，造成物感物觉与象征意义脱节。举例来说，在形物层面上，各族人民的语言文字丰富多彩，互补共生；在气脉和物物相指的层面上，各族人民的语言文字互鉴互用；在神制和象征意义的层面，全国通用语言文字已经从单一的方便族际交往交流、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工具，升华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核心象征，是共同体凝聚力的关键符号。或许可以这样表述：全国通用语言文字是祖国认同、共同体认同的象征，属于神制和象征意义的层面；各族人民的语言文字，包括方言土语，是地方生活的交流工具，属于形物和物感物觉的层面。当然，全国通用语言文字也是交流工具，但是，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出发，它更属于神制和象征意义的层面，具有强大的象征力和凝聚力。所以，全国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和凝聚的象征，①各族人民有义务学习掌握它，提高祖国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质量。正因为如此，推广普及全国通用语言文字和科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并不互相矛盾，二者是兼容和包容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共同性是目标，属于神韵和象征意义的层面；差异性是要素，是动力，属于形物和物感物觉的层面。气脉和物物相指把形物、物感物觉和神韵、象征意义紧紧联系在一起，交融一体，形神不离，物心不二。

再举一例。按照官方表述，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只有根深干壮，才能枝叶繁茂。“主干”之喻属于神韵、象征意义层面，“枝叶”之比属于形物、物感物觉层面，“主干”是“枝叶”的递进和升华，是凝聚的象征，是认同的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把“主干”和“枝叶”分开，不能只管“主干”，不管“枝叶”，或者只管“枝叶”，不管“主干”，一句话，形神不能分开，物感物觉和象征意义不能分开。

表一：“形气神”“象似—标指—象征”“大化三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前些年，有一种话语流行，把少数民族当“累赘”，①把少数民族文化归入“异类”，这显然是形气神错位、象似、标指、象征失序的认知。“一失其位，三者皆伤”，这条古训不可忘记，也不能忘记。不同文化人群、不同语言文化本身并不构成“累赘”，更谈不上“隐患”或“威胁”，这样的“累赘”“隐患”“威胁”来自想象，来自前述认知上的形气神错位和象似、标指、象征失序。大千世界原本丰富多彩，宇宙万物原本自然和谐，把丰富多彩和自然和谐对立起来，把差异性和统一性对立起来，既不符合辨证法规律，也不符合生活常识，更不符合伦理道德。

对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来说，共同性是“神”“释象”“象征”；多样性是“形”“对象”“象似”。在形物层面上，或者说在“对象”“象似”层面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文化人群②多种多样，不同的地方历史造就了不同的地方文化人群，不同的地理环境培育出不同的风俗习惯，北京话、广东话、上海话、山西话、蒙古语、柯尔克孜语、苗语、侗语、佤语、布朗语等方言和语言，各有特色，百花齐放；北方人有爱吃面的传统，南方人有爱吃米的传统，农耕文化、牧业文化、山地文化、海洋文化、渔猎文化各有千秋、美美与共。在精神层面上，或者说在“释象”“象征”层面上，有“四个共同”：中国各族人

民共同开拓辽阔疆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7］现代国家出现之后，中华民族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继承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现代文化，各族人民平等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不断增加共同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过程，他指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8］17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自在”属于物感物觉和形物的层面，其“自觉”则属于象征意义和精神的层面，各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属于物物相指和气脉的层面，“三交”将物感物觉和形物的层面和象征意义和精神的层面关联在一起，互不分离，以强大的势能推动互联互动，不断发展和升华。

在“气脉”层面上，亦即“对象”“标指”层面上，神州大地上的各族人群自古保持交往交流交融，老死不相往来只是局部现象。苏秉琦先生以广阔的视野，从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出发，将田野工作和理论探索结合起来，提出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论，努力阐明“把亿万中国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9］2，证明文明源头如何交汇在一起，组成当代中华文明共同体。“满天星斗”论注重关联，物物相指，由形物推精神，影响深远，历久弥新。

在中国古文化大系内部，可分为六个大的文化区：一、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二、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三、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四、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五、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区；六、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9］9

“中华”大约出现在魏晋时期，其古义相当于“中国”。［10］1“中华”由“中国”“华夏”“诸夏”“诸华”衍生出来，“夏”表示“大”，“华”表示“服章之美”。概括说来，“中华”含义有三：一指中原和王朝直辖的郡县地区；二指汉人；三指中原文化。［10］1～2根据王树声的观点，“中华”一词最初用于天文，由“中国”和“华夏”各取一字组合而成。［8］213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中国古今各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8］221。

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交通便利，人流不断，物流不断，图像爆满，信息爆炸，快餐快递，“迅捷”“迅雷”“四通”“5g”“六全”“七度”“八核”“九级”，各种品牌，各类服务，无数渠道，让人目不暇接，喘不上气。在此新时代背景下，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更加密不可分；形气神职守更加关联一体；“兼和通全”“复又日新而一以贯之”。新时代是我国各族人民全面而迅捷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让世界变成地球村，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各个现代国家内部的共同体意识，虽然信息、图像、货币、商品、人流、灾害、疫情等等可以超越国界，但国界在抗灾抗疫中变得更加巩固，国际合作反而会强化国界，国际交流提高了各国的总体安全观。从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角度，从形气神兼顾的视域，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大势所趋，潮流所向。

四、余论

万物生长、万象共生皆以“三”取胜，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三为至数。《淮南子》讲精神主宰，形物依从，形气神各守其位，不可缺失；皮尔士讲属于第三性的释象（思想），离不开第一性的征象和第二性的对象，它们互为条件，交融一体。张岱年提出的“大化三极”，也与刘安、皮尔士的观点有重合之处：“最根本的物质存在”离不开“形”，也离不开“物感物觉”；“最根本的原理”与“气”暗合，与“物物相指”相近；“最高的价值准则”与“神”相通，与“象征意义”相连。

表二：“形气神”论、符号三元论、“大化三极”论的重叠

自现代国家建立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各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日新月异，现代化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极大丰富。但是，现代化也带了各种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贫富差距加大，空气污染严重，灾害频发，疫情肆虐，道德滑坡，认同危机。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负面现象大多数是由“三元失位”造成的：片面追求物质生活，忽视精神品质，忘记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平衡，抛弃了二者之间的关联，“一失其位，三者皆伤矣”！皮尔士讲，思想外在于而非内在于我们，虽然一般说来，思想是内外结合的过程，但从思想是社会性的、建立在物物相指的物质性基础之上这个角度上看，此说不谬。格尔兹也秉持类似于“思想外在于我们”的观点，他在批评一位认知人类学者时所说，文化是公共的，意义也是公共的，它不存在于人脑中。［11］14当然，我们的符号活动不是超自然的，文化观念即便是非物质性的，也要以形物为基础，符号活动中的发音、颜料、笔画、音乐，都具有重要意义。［11］1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借鉴上面讨论的三元论，确保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象征意义不失其位、各守其职；避免因符号活动失序带来的“形废”“气泄”“神昧”；拒绝把“最根本的物质存在”“最根本的原理”“最高的价值准则”对立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属于“最高的价值准则”，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属于“神制”；各族各地的语言方言、风俗习惯、绘画雕塑、音乐舞蹈、餐饮服饰等等，属于“最根本的物质存在”，“物感物觉”“形舍”；各个族群人群自古交往交流交融属于“最根本的原理”，“物物相指”“气充”。这三个方面既不可分割，亦不可混淆，各有其用，各司其职，关联一体。不能把精神层面的要素混同于物质层面的要素，也不能让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脱离交往交流交融，造成“气泄”无用，导致精神层面的“神昧”和物质层面的“形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和合有韵，不失偏颇，重在交融，重在相济，不在同化，不在对立；重在摆好“主干”和“枝叶”的位置，让“根深干壮”和“枝叶繁茂”互为条件，不在以“主干”取代“枝叶”，更不在以“枝叶”去掉“主干”——无论从哲理还是道理上说，这样的做法不可能行得通。爱人、爱家、爱乡、爱国层层递进，土话土语、方言族语、通用语文步步升级，其间并无截然对立的必要，唯有和谐共生的现实。同样，不能把生物多样和宇宙大道对立起来，也不能把丰富多彩和普遍规律对立起来。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表述：中华民族不等于汉族，少数民族不能自外于中华民族；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辽阔疆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

以活态三元论认知和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准确、完整把握其重要意义，是一条守正创新、弘扬优秀传统思想、借鉴国内外可用理论、符合时代要求的广阔路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