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目壹引论贰本论
一、一数迭用
二、两数迭用
三、邻数连用
四、倒数连用
五、连续数列
六、散珠连缀
七、各数成倍
八、泛表多数,专有系列
壹引论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积极修辞五》提出了“辞趣”这一新命题。他解释说:“关于语感的利用,大体可以分作三方面,就是:辞的意味,辞的音调和辞的形貌。这三个方面大体同语言文字的意义、声音、形体三方面相对当。我们在辞趣论里所要讨论的,便是如何利用各个语言文字上的意义上声音上形体上的附着的风致,来增高语言文章的情韵的问题。利用语言文字的风致来补助语文情韵的手段,虽然普通并不计及,但是应该讨论的项目也不少。”结合陈先生的具体例证以及所言的“附着的风致情韵”来细致考虑,所谓“辞趣”就是趣味修辞,即在表达的意义之外另外附着一种奇巧的趣意。一般的修辞,如比喻、拟人、夸张等,目的是要表达的清楚明白、形象生动、深刻有力,不是另要增加新的内容,“辞趣”却正是要增附情趣。所以陈先生另拟称名,专篇叙说。可以打个比方,“辞趣”犹如传统工艺品,特别讲究外观的艺术欣赏性。远古简朴的陶缶陶瓶之类,只有实用性,向后便结合了审美艺术性,发展到明清瓷器以及景泰蓝产品,可以说那附着的艺术风韵趣意极度增强,甚或喧宾夺主,成为陈设观赏物了。
陈先生说,一般修辞论著对辞趣“并不计及”,这种情况至今依然。陈先生说“应该讨论的项目也不少”,但他草创这一辞格,也未及详论深说,仅就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粗略而言,有的例证或解说也未必恰切。时隔六十多年,我国语文学界对辞格的研究有许多进展和突破,但陈先生“辞趣”的命题及论述,似未有继作研究的。本文提出汉语数词趣味修辞系列方法,试为陈先生“辞趣”说张目而深入讨论。
我认为陈先生提出的由词语“附着的风致”而蕴含的“情趣”或“情韵”,是汉语修辞独具特点的效果。只是该书对此论述甚为单薄,全文仅有十二页,举例零散,材料和观点之间的切合尚觉疏漏,而且“辞趣”的独特命题与本书前面所论诸多辞格还存在界限不清的问题,例如拆字、藏词、飞白、镶嵌、顶真、回文等等,也都正是只有情趣的非必然的修辞。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但别具风味,另有美妙的非表述本身的趣意的存在,的确是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的,很值得深入研究,来丰富汉语修辞学,使它的民族性更加明显。本文承受陈望道先生的上述启示,新提另一种有浓厚情趣的修辞(即不能统包于陈先生所言的意味、音调、形貌之内),供大家研讨。这就是巧用数词,增饰文采,意趣相谐。
关于用数词修辞,古代文论诗话中不能说没有前人言及,但毕竟是片言只语,而且是从炼字、对仗、夸大、泛说等局部问题而谈,与“辞趣”并非同一。值得介绍的是秦牧同志的《数字与诗》一文,可以说是接触到边缘了。文章虽不太短,有必要移录于下:
如果有人说,“把数字写至诗里面去,有时很能够增添诗意”,我们初听起来,也许会不大相信。
因为,数目字往往是比较单调的,有些文章里面多引了数目字,都会令人感到枯燥、困倦,更何况是诗呢?
然而诗歌中适当引用数目字,有时的确格外情趣横溢。我觉得唐、宋许多杰出诗人,都是深懂“此中三昧”的。请看下面这些诗句: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韩愈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李商隐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
——李白
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杜甫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柳宗元
曰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陆游
从上面例子中,可以见到:这些诗人,不约而同地在某种情形下,都擅于把某一些具体数字,编织入诗,就像在云锦中织入了金线黑丝似的,自然得很。我们读来,不但不单调,而且感到生动极了,传神极了。柳宗元诗句中如果不是采用了那些数字,他的贬谪流浪,沉郁苍凉的感情便未必能表述尽致;陆游诗句中如果不是采用了那些数字,北国风光,河山壮丽的景象便未必能给人一种清新入画的印象。
数字在这些场合起了一种奇特的作用,它使描述的事物高度形象化,明确清晰起来,特征也就分外显著了。像杜甫描写孔明庙前那株古柏,如果笼笼统统以“枝干参天”之类的词语来形容,就会流于一般,决不能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
这些充满了数字的诗的奇特的艺术力量,如果我们寻根究底分析一下,正是“高度形象化”、“具体事物具体处理”、“非常之事用非常之笔”所产生的艺术力量。
秦牧同志此文甚誉枯燥的数字所产生的“情趣”和“传神”作用,惊异它的“奇特”,应该说正是陈望道先生指出的“辞趣”性修辞。只因此文仅是即兴式的随笔小品,引例仍嫌就句论句,就意论意,就诗论诗,还不是数词义音形所“附着的风致”,还远未窥及各类文学作品这种情韵的大观。秦牧同志所言在“某种情况下,都擅于把某些具体数字,编织入诗”,究竟是怎样的情况,有无规律性呢?我们不能苛求那篇短文详作专门的说明。我们应受此启示,从整体的、宏观性、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欣赏数词的辞趣,修辞效果及其内部体制。
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七条“合两虚数成四言之三式”中,则较多地触及几种文体中故用数词求趣的例证,并且指明前人由于不辨此旨而妄改文字或错解句意等蠢事。兹将该节文字全引如下:
《樗蒲赋》精诚一叫,十卢九雉。”按即后世所谓“呼卢喝雉”,“呼幺喝六”,岳珂《裎史》卷二载李公麟画《贤已图》中景象也。“五木”而言“十”与“九”,似不可通;宋本《艺文类聚》作“入卢”,则“九”疑“凡”之讹,“凡雉入卢”以押韵改,句遂倒装,谓雉都成卢,获全采耳。顾即以“十”、“九”为汪中《说三、九》所谓“不可执”之“虚数”,亦颇无妨,求之今日常谈,会心不远。合两虚数以示“多‘都”之意者,惯式有三。一、两数相等,如常言“百战百胜”,词旨了然。《北梦琐言》卷一七李克用曰:“刘鄠一步一计”,是其类。二、后数减于前数,如常言“十拿九稳”,语气仍正而不负,夸“九”之多。非惜“十”之欠一;《焦氏易林。履》之《履》:“十鸟倶飞,羿得九雌”,《魏书。序纪》孝武皇帝“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江淹《泣赋》:“魂十逝而九伤”,又《杂三言》:“山十影兮九形”,《皇朝类苑》卷六?引杨亿《谈苑》载党进斥优人曰:“汝对我谓韩信,见韩即当说我,此三面两头之人!”(《说郛》卷五李义山《杂篡。愚昧》:“三头两面趋奉人”),是其类。三、后数增于前数,如常言“一猜两着”;《参同契》上篇:“千举必万败,欲黠反成痴”,《易林。蒙》之《复》:“獐鹿雉兔,群聚东囿,卢黄白脊,倶往趋逐,九新十得,君子有喜”,《睽》之《随》:“五心六意,歧道多怪”,《艮》之《颐》:“八面九口,长舌为斧”,《蹇》之《损》:“脱兔无蹄,三步五罢”,《西青散记》卷一:“心神凄陨,记三讹五”,是其类。《易林。贲》之《乾》又曰:“八口九头,长舌破家”,夫既主“长舌”,则着眼亦在“口”,而“九头八口”,指归正同《艮》之《颐》:“八面九口”,复同《事林广记》前集卷七《温公家仪》:“凡女仆两面二舌”;犹《睽》之《随》;“五心六意”,指归无异关汉卿《救风尘》第一出:“争奈是匪妓,都三心二意”,复无异《论衡。諌时》:“天地之神……非有二心两意,前后相反也。”“刘鄠一步一计”,而《通鉴。唐记》八天复三年胡三省注作:“刘鄠用兵,十步九计”。史惇《痛馀录》载《退婚卷》程式:“一离二休,十离九休”,元阙名《刘弘嫁女》头折王氏“寸男尺女皆无”,劝夫纳妾,夫曰:“你待赔千言万语,托十亲九故,娶三妻两妇,待望一男半女”;后数于前数或增或减,词旨无殊。盖得意可以忘言,不计两数之等(=)或差(-)也。“九雉十卢”倒装而为“十卢九雉”,如曰“尽雉全卢”,若是班乎?“十”有全义,《说文》十,数之具也”,“九”有尽义,《易讳乾凿度》,《列子。天瑞》:“九者,气变之究也。”
钱氏所谓读其参差不伦之数,却能“会心不远,尽雉全卢”岂若“十卢九雉”之另有异趣,正就是陈望道所言“附着的风致,来增高话语文章的情韵”。惜乎钱氏此说亦札记耳,尚未尽乎巧用数词促成达意之外雅韵逸兴兼而有之之洋洋大观。然而,虽前论之未修,终为导夫先路,不敢掠美障绩,总为引论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