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可谓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冲突爆发以来，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显著加大，避险情绪高涨，全球经济不仅因此受到剧烈冲击也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地缘政治冲突期间经济金融制裁的滥用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也从大宗商品价格、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贸易和投资合作等方面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我们不仅要做好应 对输入性通胀的准备，也要时刻警惕美国对我经济金融机构实施次级制裁和长臂管辖的风险。

疫情持续蔓延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态势要求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唯有把握整个经济中最核心环节，坚持“以我为主”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定力，才能最大限度地稳住预期，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稳定健康高质量发展。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没有搞“大水漫灌”，而是采取货币政策结构性逆周期发力，信贷资金直达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定向精准支持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在货币总量基本匹配经济需求的前提下，既激活了微观主体活力，增强了总体创新能力，稳定了产业链、供应链，也稳住了宏观经济。相形之下，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很多国家频频“放水”，结果经济虽有起色，但通胀也实实在在的起来了，cpi突破40年高位迫使美联储开始重启加息进程，市场预计其今年全年还将加息6次，全球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因而不同程度地被迫置身于美联储紧缩的外溢风险之中：全球资产价格和国际资本流动大幅波动，本国货币的币值稳定面临冲击。就我国而言，市场也在担心，中美利差的收窄是否会降低人民币资产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尤其是证券投资跨境资金是否会出现阶段性流出，令我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面临更大挑战？应该说，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但经济中这些不确定性也都真实考验着中国金融政策的内在稳定性、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提示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应对。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路，一条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在发展中解决矛盾问题，发展是第一位的。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 转弱”三重压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面对新的下行压力，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此，在当前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国内经济结构转型迫切的今天，我们必须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如何增加有效投资和支持扩大消费上。当下，中国正在积极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开展“碳达峰”和“碳中和”的中国行动等等。这些努力无疑都在不断丰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而金融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的“造血”功能大有可为。

谈三个问题：一、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元本位，地位反而加强了。最根本原因在于美元信用，后布雷顿体系后，最根本矛盾，在于美国需要保持贸易逆差，才能为世界提供储备货币。欠债还钱+欠还相等，是运行原则。

上述秩序，导致美元得贬值，保持贸易逆差，美国大量外债中，是各国为增加外储而购买美国国债，如果减持或不再购买，美元会贬值，削弱美元地位。

外国投资者一直担心美元贬值。现在美国冻结了俄罗斯3000亿美元资产，动摇了美国信用。

二、长期以来，中国通过双顺差，积累了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已经超过了储备充足率得要求；由于其收益率极低，贸易收益率很高，而这其中有部分是借来得，融资成本很高，再卖没有收益得国债，2万亿海外资产，收益率极低，与美国恰恰相反。

三、中美之间地缘政治冲突，对海外资产形成严重威胁。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可能冻结中国资产，尽管中美都有损失，中国损失更大。中国海外结构要调整：提高海外资产头寸收益，资产错配的，降低外汇储备在海外资产中的占比；提高海外资产的安全性，这是严重的挑战。

调整结构不太容易，存量而言木已成舟，错过了时机，未来可以做的：1、减持美债，增加其它国家国债；2、增加对战略资源的投入，如中亚，占股；3、信守承诺，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4、技术手段。

落实双循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方阵。

短期来看，1、可以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经济、国内消费；2、尽快取消残存的外汇刺激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3、增加对特定战略物资的进口与储备，盖油库、盖粮库；4、不购美国国债，可以进口美国产品，履行协定；5、特定时期，维持贸易逆差，用掉多余的外储；6、实行浮动汇率；7、维持必要的资本管制，达里奥先生都认为不能放弃；8、贸易顺差转化为海外投资；9、其它国家，发挥中国优势，但避免陷阱。尽可能不当债主，债主又非常霸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尴尬的。

讲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多讲些内部的，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已经接近2020年初期，高传播、低致死，导致我们的抗疫成本非常大；时间上来讲，2020年爆发时在元月，今年在三月份，一年之计在于春，影响要大；地理位置上，波及广，且位于第一大城市-上海，供应链长、波及面广，甚至波及出口；进入第三年的抗疫，消费能力、意愿下降；企业和居民对于疫情感到更加多的不确定性，2020年我们防疫很成功，下半年预期很不错，今年觉得疫情遥遥无期，民营企业暂缓其投资；政府角度，基层官员，在抗疫上花费很多时间与资源；对房地产造成额外压力，体现在新房销售腰斩，影响地方财政，上海占出口物流20%，导致订单流失。

二季度的gdp可能较一季度再下一个台阶。

二是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再降空间很小了，与美国息差倒挂，财政政策空间也不大，降低利差也不利于金融稳定；新增社会融资不足去年一半，银行缺少优质的社会贷款人，有效需求不足；政策传导机制已经不灵了，以前房地产，现在失效。

三是个人建议，认同沈首席发放消费券的建议，同时应该加大财政支出，稳定预期。政府基金收入，主要是土地支出，下降幅度过大，需要其它渠道增加政府可支付资金，甚至提高政府支出水平；增加纾困，信贷政策有所倾斜，如贴息、租金减免；基建上加大力度，尤其是有合理回报的项目；市场购汇，适度贬值，亦有益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从现在狭义的环保走到根本的零碳来支持整个经济碳中和，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经济生态的金融新模式。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大的机遇。

金融将在碳中和转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第一是提供规模巨大、期限长、风险高的零碳金融融资，我们估计光是能源融资就将达到185万亿元。而且会管理几乎所有资产负债表估值变化引起的变化。第一个讲的增量，是融资概念，我们第二讲的存量，就是现有的金融资产的存量是325万亿元，因为高碳的估值下降，低碳估值上升。第三是要化解转型的金融风险，这也是特别重要的方面。与此同时，在这个基础上需要构建零碳金融的宏观管理体系，从绿色金融跨越到零碳金融，在这个基础上构建零碳金融的市场生态，整个系统和生态要和国际标准趋同，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自身还要实现零碳化。金融机构在业务上要支持碳中和，机构本身的运营要零碳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金融体系转化成零碳金融体系，金融机构转化成零碳金融机构，金融将在碳中和转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