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用‘夜色2号’,1号太猛。”
“其它工具呢?”
“放心,装备部会保证补给的。”张时铭道,“你管好你们营的新兵吧……这次带过来的娃娃兵,大多在你的营里……我可以接受有人受伤,但我不能接受任何一个娃娃兵的牺牲。你自己必须把握好!”
离开普兰家乡,开了不到半小时的车,Lohar把车停到一片树林中,交给守候在那儿的手下,然后和张时铭一起等待接应的直升飞机。
“不去逛逛天竺古迹,像泰姬陵之类的地方吗?”Lohar看了看表,“泰姬陵也在北方邦,这里离阿格拉不远,逛一圈花不了多少时间。”
“等收复了这‘旧山河’,你再给我当导游。”张时铭笑道,“别嫌我臧否你的祖国……天竺除了彩幔和纱丽够鲜艳外,哪儿都是肮脏晦暗的。咱们搞的武装,也不能一味艰苦。即便有的时候不方便用色彩明艳的东西,可能的话,还是应该保证干净……哦,对了,卫生巾和其它卫生用品必须得配够。”
坐在直升飞机上时,张时铭一边闭目休息,一边想着普兰戴维,和自己这次造访天竺的任务。
普兰戴维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抗者,所以她那“从子弹到议会,再到子弹”的一生,对提升天竺女性地位的帮助不大。看过王棠和张爱秘领导的密保部的调查报告,又实地瞻仰了普兰戴维的故居后,张时铭对自己的“女性社会”构想,更有信心了。
王棠组织的“文斗”,在天竺国已经推行了2年多,但是见效不大——所有寄希望于来世的民族,在现世的苦难面前,都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承受力。对这些民族的任何“宣讲式”拯救,都会被视为在他们“通向天国之路”上设置信仰障碍……文教宣化方面的工作确实不好做……7月底,张时铭和王棠商议天竺行动时,就从一向波澜不惊的王棠脸上,看到了明显的挫败感。
当时,自己狠狠地讥讽了王棠几句。这些讥讽的话,早晚会传到“局子里”。
张时铭认为,自己讥讽王棠的失败,将她的失败昭告于众,并非玩弄权术……最近这些年,集团发展太顺了,因而过于注重外交和秘事等“高雅手段”。不是说外交不重要,但是如果集团里的“和平鸽”做大,王棠等人的所谓“假鸽实鹰派”,也会变得名不副实。
更重要的是,库尔德女兵的经验告诉大家,没有一个成功的女性社会实体做典范,一切宣传,都是无力的。所以,这次张时铭来天竺,就是考察之前的“武装种子”有没有顺利种下,什么时候,可以开花结果。
张时铭要去的地方,是天竺国东北部。
从上世纪60、70年代起,在天竺国东北部的阿萨姆、梅加拉亚、曼尼普尔、特里普拉、那加兰、米佐拉姆等地,就活跃着很多反政府力量。其中最著名的,有“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波多民族民主阵线”、“卡塔普尔解放组织”、“卡尔比国家志愿军”、“纳萨尔派游击队”、“旁遮普的锡克教反叛组织”等等。
张时铭最看重的,是“纳萨尔派游击队”。这支游击队1967年在西孟加拉邦成立。他们不仅实行了驱逐地主、重新分配土地等“土改政策”,也施行性别平等政策,因此招收了很多女兵。
合成军此次行动的合作对象,主要是纳萨尔派游击队的女游击队员。她们活动的地区依然是天竺的东北部地带。虽然纳萨尔派80多年的抗争没有取得具体的成果,但是至少在百姓心中种下了希望。据纳萨尔派一位女游击队长说,她穿着部队的制服去村子里转几圈,就可以招募到一大群女兵。因为在把女性当工具的社会里,只要有一线实实在在的希望而非单纯的言语忽悠,女性也不会执着于“来世福报”,而会端着枪,站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
不到1小时,改装过的直升飞机抵达阿萨姆邦。
在阿萨姆邦及附近北方诸邦的游击队根据地转悠时,张时铭经常有来到华夏西南部或者暹罗国的错觉——阿萨姆邦的原住民阿萨姆族(阿豪马人),和傣族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两个分支。因为长相迥异于天竺其它国民,北方邦原住民在天竺国很受歧视。
吃完饭,张时铭站在指挥所的沙盘前,正研究着地形,Lohar手持裹着咖喱土豆泥的油饼,一脸不爽地走了进来,“我还是正宗的天竺人呢,也不习惯这边用大饼,蘸各种泥啊酱啊吃……很多娃娃兵吵吵着要吃肉……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娃娃兵还是孩子,营养得跟上。这里的土地肥沃,农业不难发展。”张时铭道,“你和那些当地的女兵说说,必须有发展眼光。这块地儿真独立了,工业要有,农业也要有……我记得这里有石油、天然气和煤矿,还有一种叫作‘姆伽’的金色丝绸……你让她们用‘姆伽’和原材料换武器和工业品吧。我们会帮她们建一些工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