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果小说

第14章（第1页）

阿马科斯特一方面提出要解除&ldo;红色高棉&rdo;的武装，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在越南撤军之前，&ldo;红高&rdo;又是打击越军的重要力量。美国知道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处理时需要平衡。

我对阿马科斯特说，中方不赞成柬埔寨今后由哪一派掌权，也不赞成排斥哪一方。我们公开讲话只能讲到这个程度。我们支持真正以西哈努克为首的联合政府掌权，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相信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1989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又向小平同志提出了&ldo;红高&rdo;问题。小平同志对布什说，中国提出柬埔寨各派军队都裁减到1万人，这样，任何一派都不可能闹事。小平同志还明确地告诉布什，中国支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今后对柬埔寨的国际援助都应该通过西哈努克亲王。

谈判进展

1988年12月初，我应邀访问苏联。柬埔寨问题是会谈的中心议题。在和谢瓦尔德纳泽会谈时，我主要提了三点：中苏在越南撤军的时间表问题上应该有一致的主张，并且要促其实现；在越南全部撤军后，所有外国都应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内战；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冻结、削减以至解散各派军队，向柬埔寨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对越南撤军和柬埔寨民族和解进程实行严格的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

谢瓦尔德纳泽表示，苏方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但越南撤军还是要有一定的条件。

经过反复商谈，我们达成了两点内部谅解：双方希望并将努力促使越南在短时间内，比如1989年下半年，至迟年底，全部撤军；同意随着越南在国际监督下撤军，有关各国逐步减少直至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苏方还主动提出，来年谢瓦尔德纳泽访华时，两国外长发表一个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

在这次访问中，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还向我表示，苏方希望中国与越南直接谈判。

这次访问后，中央决定与越南就柬埔寨问题直接进行谈判，并确定了谈判的方针。

其实，在1988年，越南外长阮基石已两次提出希望访华，当时我们考虑到越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拒绝了他。这一年年底，阮基石又来信，再次表示希望访华，说&ldo;越中两国坐在一起的时机已经成熟&rdo;，希望双方合作&ldo;为柬埔寨各方在民族和解的基础上达成妥善的政治解决办法创造条件&rdo;。

我们研究后认为，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已出现新的松动，可以和越方就中越关系问题尤其是柬埔寨问题进行接触。但是，考虑到外长会晤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举措，时机尚不成熟，因此，我们答复越方：两国外长会晤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建议越方先派一位副外长来北京，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

越南方面接受了我方的建议。1989年1月，越南副外长丁儒廉访问北京。在与刘述卿副外长的磋商中，丁儒廉明确表示，越南将从柬埔寨全部撤军。中越双方在停止外界对柬各方的援助、保证柬埔寨中立和不结盟地位、实行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等方面，也缩小了分歧。只是在对撤军后如何保证柬埔寨国内和平问题上，越方不愿承担责任，推托说，这是柬埔寨内部问题，应由各派自己去解决，而不应由中越两国来讨论。

针对越方态度，在随后同丁儒廉的会见中，我特别指出，柬埔寨问题当然应该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由柬四方自己解决。但作为柬埔寨问题当事国的越南，以及与柬埔寨问题有关的苏联、中国、泰国，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明确的主张，即在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停止对柬各派的援助后，柬埔寨应该实现四方联合，实现民族和解，不再发生内战和动荡。有关国家对此都应该承担责任，越南更应如此。

丁儒廉表示，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是越南的长远战略。我表示，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一些基本方面如果得到解决，中越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将是自然的结果。

枝节横生

在中国和有关各国的积极努力下，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条件逐渐形成，西哈努克提议的巴黎会议确定于1989年7月底召开。

作为东道主，法国外长迪马在1989年6月给我来信，邀请中国参加这次在巴黎召开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部长级国际会议。

正在此时，北京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西方国家政府纷纷采取制裁中国的措施，很快又在西方各国，特别是舆论界，掀起了更大的反华浪潮。

这期间，法国在反华问题上表现恶劣。那时，过往法国的中国旅客，在机场都会受到法方警察的无端歧视，甚至被限制行动，不许同使馆进行电话联系，不给水喝，不许上卫生间。

刚刚来信邀请我出席巴黎会议的法国外长迪马，这时也在议会高调表示，要中止中法之间的所有访问，他也不会会见中国外长。对于邀请我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他表示那是一次国际会议，他同我见面，不算是外长见面。

尽管形势突变，事态复杂，我们还是决定，中国一定要参加这次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在当时西方的一片反华声浪中，有一种舆论，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中国已经自顾不暇，不可能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出席正好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态度的好时机。同时，巴黎会议也是当时中国与西方各国保持公开接触的惟一场合，利用这一场合，可以多做工作，以便打开外交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