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暴动中,刘全德伤得很重,一直昏迷了两个月才醒。在他醒来后的第二天,港英政府发表了一份报告书,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的过程以及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平息暴乱。他们把暴乱的原因归结为黑社会闹事,据说抓了两千多黑社会的骨干和小弟。
当时医院里躺了几百个在暴动中受伤的人,加上探望的人,每天都有大量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消息和说法。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来自刘全德隔壁床那人的弟弟,他是个律师。
据他说,港英政府虽然没有在明面上公布国民党的罪行,但暗地里也对一些国民党的骨干人物进行了抓捕,他们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递解出境送到了台湾。台湾的背后是美国人,打狗还得看主人,所以政府的手法是一明一暗,一软一硬,既要打击,让他们不能危害到香港的基本治安,但也还要留着他们,来抑制香港的左派势力。
李默听不懂这些东西,对什么党派之争也不感兴趣,他希望这样的噩梦不要再发生,希望刘叔能早点康复。也许是因为亲戚关系,或是他的英勇行为,总之,纱厂破例支付了大部分的医药费,这让刘叔没有被赶出医院。
那段时间,李默一直守在医院里,除了有两次去参加何伯和红姐的葬礼。虽然才十四岁,可对于死亡和离别,他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他并没有表现出害怕,也没有哭得死去活来,他只是去跟两人告别,但在回来的大巴车上,他的眼泪却如断了线的珠子,洒落在那肮脏的座椅之上。
由于李默日夜陪在医院里,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刘叔的儿子,都说刘叔虽然遭遇不幸,但还是有福气的。李默也不辩驳,除了照顾病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看书。那些书是何伯的,他的经纪行关了,黄经理带走了客户和资源,去了港岛。那些书,何伯的家人不要,李默便都带了回去。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刘全德终于在农历年前出了院。两人回到宝鸿纱厂,在之前住过一晚的那个小仓库里,他们度过了来香港的第一个除夕夜。那天晚上,两人躺在那张狭窄的小床上。外面鞭炮声此起彼伏,宣告着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到来。
李默没有睡着,他知道刘叔也没有睡着。这是他俩在香港的第一个除夕夜,可他们的心中,却只有悲伤。呆在那个小小的仓库里,他总能想起李艳红的音容笑貌,想起她的热心和温情。他没有亲见那天的惨状,但刘叔是在现场的,他是亲眼看着这朵红艳的玫瑰凋谢枯萎的。刘叔的心里,一定比他更难受。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之时,刘全德翻过身来,跟李默讲述了他的国民党身份,这让李默几乎从床上跳起来。他睁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与他相依为命的男人。刘全德让他坐下,听他慢慢讲。李默勉强坐了下去,随着刘全德的讲述,他的怒气渐渐平息了下来。
刘全德说他原本是个读过几年书的农民,在日本人来之前,他们一家人过着安稳平和的日子。后来他们一路逃难,在路上,妻子和儿子都死在了日本人的轰炸中。他说他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打日本人,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后,内战很快就开始了。而随着共产党的胜利,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