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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一章 传奇(第1页)

瞧他舅侄这般演出,几个酸措大顿时傻了眼儿。虽然这帮人脑子有些迂腐,可还是听得懂人话的,这姚政一上来就先敲定他看过《中天竺行记》,然后又为黄大郎背书,说他前不久的确与人谈论过,再来就是这跟他谈论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苏澈苏阁老,最后更坐实了黄大郎在“腊日论”里所说的天竺灭佛之事的确是有其事。

接下来这舅侄俩还演出了双黄,也不去论内容对错,直接让黄大郎道歉,这就让酸措大们顿时下不了台。

当即便有同来的文士笑道:“姚主薄且息怒,令侄少年心性,仗义执言,且言之有物,并非大错。只是俺有一个疑问,这《中天竺行记》,虽然俺等私下也在各种杂记中见有提及,可如今便寻各地都不见善本,主薄竟曾在太学见过,可知这是为何?”

姚政闻言细细想了想,其实与苏澈谈论《中天竺行记》这事说起来倒还是真有,前些日子苏澈在黄州小住,等待黄大郎制作罐肉样品的期间每日里与姚政闲谈,当时他的确提过这次南游过黄州,一方面是到兄长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缅怀,一方面也是为了收集各种前朝文书善本。

这苏澈可不单单是苏轼的弟弟,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在这个时代至少也得有七八十层楼那么高。早在崇宁二年(1103)之前,他就著有长卷《栾城集》,这《栾城集》约有五十卷,后来还增补有《应诏集》十二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共九十六卷,不过后世仅存四十六卷。

除了《栾城集》外,还有《诗集卷》二十一卷、《春秋集解》十二卷、《古史》六十卷、《龙川略志》十卷、《龙川别志》八卷、《老子解》两卷等。

然而,崇宁二年(1103年)苏辙从循州遇赦北返后,由于朝廷继续推行新法,旧党在政治上仍是受排挤和打击的。宋徽宗赵佶受奸人蛊惑(一说就是蔡京)下诏焚毁苏轼、苏辙等人文集的板片(印刷用的雕刻木板),因此他的《栾城集》也就成了禁书。

不过,当时被禁的《栾城集》仅仅是《前集》而已,这《后集》、《三集》及《应诏集》在当时尚未编成,而此次苏澈的江南之行,便是准备收集些古卷史料,用来补充他的《古史》和《栾城集·三集》。

所谓《栾城集》,则是历史上的三苏虽然发迹于四川眉山,但其祖上苏味道(苏味道,648年—705年,唐朝政治家、文学家,曾任宰相。)确是河北栾城人,因此将文集齐名《栾城集》盖有怀念故乡之意。

之所以苏澈和姚政提到《中天竺行记》,是因为王玄策当年是真牛逼,做下了“一人灭一国”的千古传奇,自然他的传奇故事成为了历代史家热衷研究的重大课题。

这王玄策生于河南洛阳,与高僧玄奘还是同乡。

唐初贞观十七年至龙朔元年(643年~661年)间,他曾三次出使印度,先是贞观十七年(641年)因北印度的玛卡达送使节来唐,王玄策以对其答札之副使节身份随团迎接。接着,翌年以正使的身份再度前往印度,而被卷入玛卡达国的王位篡夺事件,创造了“一人灭一国”的传奇战绩。

到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奉唐太宗之命第二次出使天竺。不料此时统治天竺众多诸侯小国的戒日王病逝,帝那伏帝国君阿祖那趁乱篡位僭立,并实行残酷的宗教迫害(也即灭佛),于是王玄策又再次演绎了“一人灭一国”的2。0版本。

直到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他还第三度被选为前往印度之使节,在各地访问之间,还曾前往摩河菩提寺参拜。关于这些印度旅行的事迹,他虽记录有《中天竺行记》一书,惟完本早已失却,只余下《法苑珠林》、《解迦方志》等散逸残篇。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法苑珠林》、《解迦方志》等散逸残篇留存了下来,可《中天竺行记》找不到完本了呢?

而且就是姚政在东京汴梁的太学里看过的《中天竺行记》也是只有第一次和第三次出使印度的记录,中间第二次出使印度的记载是残缺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姚政和苏澈都研究过,但他们的想法过于迂腐和正统,认为在唐朝人看来,这种去别国搞事的行为有些离经叛道,虽然是出奇制胜可算不得正道,因此当时的人耻于谈论。

还有就是王玄策的作为,对于当时的大唐地缘政治而言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首先,作为大唐帝国使者的王玄策,他出使印度所执行的任务实际上和汉朝的张骞类似。是为大唐帝国在当时强盛的吐蕃诸邦的背后寻找战略盟友,以牵制这个强大的对手。渭水之盟后,大唐将突厥当做首要大敌而放松了对吐蕃的控制,而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吐蕃却日渐强大。并在贞观十二年秋(638年),松赞干布率吐蕃大军攻击唐朝的松州,虽然唐军先遣部队在大江牛进达指挥下打败了吐蕃军,可也让大唐至于发现吐蕃有些尾大不掉,想弄他又一时半会弄不死,为了安抚还不得不白送一个公主(文成公主为宗室女,乃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所以当时的目的就是想到印度找个盟友,找机会在背后插吐蕃一刀。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大唐帝国的使者王玄策同学,在吐蕃人的帮助之下,攻击了这个本该合纵连横的对象。

尽管王玄策同学有充分的理由(使团被劫杀),并且在战术上可圈可点,“一人灭一国”的神话光环也是非常璀璨。但从帝国战略层面上来说,这无疑帮助吐蕃解除了背后潜在的威胁。以至于后来吐蕃和唐帝国的关系在当时地缘政治的环境下日渐恶化,宝应二年(763年)十月,吐蕃军队攻破长安,唐代宗被迫出逃,王同学要担负一定的责任。

因此,之后无人再提王玄策的《中天竺行记》,定然是想将他的功绩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残缺并且绝迹也就是很自然的情况了。

然而……如今瞧起来似乎还另有隐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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