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果小说

第300章（第1页）

梁启超和孙中山虽然先后与西南军阀合作，但前者是通过反袁世凯而投身到段祺瑞门下，后者却在&ldo;孤立无助&rdo;中失败。陈独秀在1917年已曾这样评论进步党和国民党说：&ot;进步党不乏贤达可敬之士。惟愚之评论进步党人也，急切功名，依附权贵，惮于根本之改革，是其所短耳。以此原因，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玷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段祺瑞为把持北京政权而组织的各省军阀，当时称为督军团--引者）。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成功。&ot;2这个评论是有道理的（不过进步党的&ot;成功&ot;只是暂时的、形式的成功）。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又一次失败，虽然表明他这时找不到革命的出路，但这是由于不与军阀同流合污而失败，是他的荣誉而不是他的耻辱。

孙中山辞大元帅职后，广东的护法军政府改行七总裁合议制，由非常国会推举岑春煊、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唐绍仪、林葆怿七人为总裁，而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1。孙中山没有就职，并在不久后辞去总裁这个空名。岑春煊既与陆荣廷的桂系军阀关系密切，又为国民党中称为政学系的一派人所拥戴。国民党这时四分五裂，政学系是其中的右翼，由曾参与欧事研究会的一部分政客所组成，他们的政治色彩实际上同北方的研究系差不多。以岑春煊为首的护法军政府完全为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政客所支配。

以后，到了1920年，由于陈炯明的军队把桂系力量赶出广东，孙中山又回到广东，仍然在护法旗帜下成立&ot;非常政府&ot;，任&ot;非常大总统&ot;。陈炯明的武力是孙中山1918年任大元帅时为对抗桂系力量而培植起来的。在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不久，陈炯明又勾结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而发动政变，使孙中山再一次无法在广州立足，护法运动遭到彻底失败。

吴玉章（他在护法运动期间作为民主革命家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工作）的回忆录说：&ldo;在当时，军队是统治者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统帅，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图争取有实力的统帅。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要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rdo;1

这些是当时孙中山和其他有志于改造国家命运的革命者所面临的问题。

--------------------------------------------------------------------------------

1这时各省的军事长官改称为&ldo;督军&rdo;。

1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页425。

1冯国璋在1919年病死，曹锟成了直系军阀的领袖，曹锟也是直隶人。

2包括陆军和海军两个协定。《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页1365-1369。

1孙中山在黄埔公园欢迎会上的演讲。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页1072。

2孙中山1918年5月4日向非常国会辞大元帅电。同上书，页1085。

1孙中山致港商陈赓如函。见《总理全集》，函扎页176。

2陈独秀：《时局杂感》。《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

1七总裁中，伍廷芳和唐绍仪没有兵权，是有声望的社会名流、旧官僚。林葆怿是海军的首脑（程璧光已于1918年2月被人暗杀）。岑春煊是反袁的护国运动中的军务院的首脑，已见前。

1《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页109-110。

--------------------------------------------------------------------------------

--------------------------------------------------------------------------------

（二）民族工业昙花‐现的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由于战争，西方各国不可能继续以大量商品输入中国。虽然日本货的进口并不受到影响，反而更增加些，但进口货的总额减少是显著的。1912年（民国元年）进口额为四亿七千三百万两，1913年增加到五亿七千万两。到了1914年，欧战爆发的一年，是五亿五千七百万两，比前一年已减少了一些。以后几年，直到1918年，即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每年进口额都比1913年少，最少的一年是1915年，降到四亿五千四百万两，比1913年减少一亿一千多万两。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中国的出口额一般的没有减少，这是因为战争中的各国需要从中国输入农产品、原料和面粉等等的原故。所以，在战前几年，中国每年入超数字达一亿两至二亿两，而在战时的1915年到1913年，入超降到二千六百万两至八千三百万两。

有些原来由于受外国货排挤，营业不振，甚至连年亏损，无法维持的私人资本企业，到了欧战期间，一变而为取得厚利。以纱厂来说，&ldo;1909年所建的无锡振新纱厂，经营七、八年，并无重要发展，惟到了1919-1920年，股东红利曾高达六分之多。又同年所建的宁波和丰纱厂，战前本难于维持的，但在1919年该厂竟以九十万元的资本获净利达一百二十五万元。江阴利用纱厂，一向出租出去，1915年始由原股东收回自办，其后六年内以七十二万两的资本，一万五千七百九十二枚纱锭，获利达三百余万元之多。总之，地无分南北，厂无论大小，大都全能获得意外的厚利。&ot;1别的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华侨资本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06年创办于香港，十万元的资金曾亏蚀殆尽。1915-1916年间，该公司业务大为发展，1918年它的总公司移到上海，除在上海设厂外，又在广州、汉口、北京等地设分厂。1919年公开招股，成为一千五百万元的大公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