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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章(第1页)

毕竟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在权势逼迫之下,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于是,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这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

同一年,闵镇远随同朴弼成出使清国,在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也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到了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

这天夜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人穿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于是就问,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怎么会不高兴呢?并且说:“每念剃头之痛,只欲无生”。

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乾隆年间,山海关外的一个知县,遇到朝鲜使者,就把他们请到内堂,向他们借朝鲜的衣冠来穿戴,穿上衣服后,夫妻相对而泣,使得朝鲜使者也黯然泪下。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乾隆年间,朝鲜人李德懋(1741-1793)出使燕京,一天到东安门拜谒大成庙,殿门一开,很多老百姓看见朝鲜是者穿乌帽团领,行四拜之礼,就指指点点地说,这好像“场戏”一样,所谓“场戏”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戏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习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上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他所携带的历史已经相当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人都必须穿着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汉族文人说,就连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制度。

当时,朝鲜人对于清国官员戴数珠之制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先王之法服”,但汉族文人却告诉他,你不了解清国之制,可当朝鲜使者故意调侃说,数珠是信仰佛教的东西。汉族文人郑重地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

可是,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除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没有剃发的王玉,梁七子,他们自称是演戏的人,要男扮女装,所以不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以前曾下令不剃发者斩,并没有允许优伶留发,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实在是可恶。

所以,现在再次警告,如有伪托优伶不剃发的,十天之内速剃,十天之后,如有不剃发,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

稍后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道时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他说,戏台上所用衣冠,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

而在这些使这里面,要数洪大荣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但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荣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友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指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

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言斯言也。岂不成远虑哉?”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

是真的吗?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联想的汉族衣冠,除了出现在戏台上,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臣放在嘴边。

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样招摇过市。

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

大体同事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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