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7日送给陆军总部的情况报告书中,集团军群总部说只有努力的打下去,一直等到泥泞使敌军行动自动停止时为止。不过同时,我们又强调说明当泥泞季节终了时,在塔尔罗普-纳克-利沃夫地区中集结一支足够的兵力,实具有决定重要性。这样才能阻止敌军攻入利沃夫,又或者当敌人企图从塔尔罗普向南进攻时,即可以威胁其侧面。所以目前集团军群的主要考虑就是必须争取时间,并且在泥泞迫使敌军停止前进之前,更应努力使其部队保持战斗能力,甚至于再放弃一点土地亦在所不惜。不幸,在此以前已浪费了不少时间。
在这个阶段的作战中,希特勒又自以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新方法阻止敌人的前进。他宣布某些铁路或公路的焦点为死守的据点。对于每一个据点,指定一个军官负责死守,要他们立下军令状。希特勒认为只要封锁了这些要点,即足以迟滞敌军的前进。事实上。却从开头起即证明这完全是妄想。这种没有适当工事和守兵的据点,迟早一定会被攻陷,而不能达到其预定的目标。集团军群总部每次都是在它们尚未被围之前,即设法将其放弃。只有一个例外即为塔尔罗普,结果只剩下了少数残部突围而出。以后在1944年中,希特勒这种方法更使我们受到了相当的损失。
为了执行争取时间和使部队免受包围的政策,集团军群于3月11日,当敌军已经突入了第8集团军正面的左翼时,就命令该集团军立即撤退。两天后,因为同样的原因,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也撤到布格河的后方。在其左翼方面,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在普罗斯库罗夫地区中继续作战,以重建其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接触,并解除其右翼方面的压力。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阻止在塔尔罗普以东敌方装甲兵力向南直趋聂斯特河,并迫使第1装甲集团军向东南撤退。同时,把陆军总部所提供的3个师也投入战斗,肃清从利沃夫经过塔尔罗普到普罗斯库罗夫之间的交通线。
不过自此以后,情况就演变得更为迅速了。到了3月15日,敌军几乎完全毁灭了第8集团军的左翼,使乌曼与在文尼察的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显出了一个大空洞。敌军再继续向西南挺进,已经把5个集团军(包括1个装甲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第8集团军地区中,送过了布格河。尽管后者已经把一切可抽调的兵力,从右翼调往左翼,攻击现已渡河的敌军,但是很明显已经无法再利用布格河来当作一道防线,也不能再恢复其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接触。相反的,正在渡河中的强大敌军又还可以迫使第8集团军向南撤退,并赶在它的前面达到聂斯特河。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敌军也一直进到了文尼察以南的布格河。虽然希特勒立即宣布该镇为死守的据点,但事实上无法久守,因为那至少需要3个师的兵力,这又从何处寻找呢?在该集团军的左翼,普罗斯库罗夫以西,敌军更有用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作一个迂回的趋势,它一共指挥3个坦克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陆军总部所提供的步兵师作了一个成功的攻击,使目前可以稳住了在塔尔罗普地区中的情况。对比的说来,第13军在向布罗地的方向上撤退时,却又有受到包围的威胁。
从全局上看来,在集团军群右翼,显然已经没有再据守布格河的可能性。早在3月16日,已经渡过了布格河的敌军,以1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向西直趋最近的聂斯特河渡口。3个其他的集团军,其中1个为装甲的,正在向南旋转以打击第8集团军的北侧面。同时,第1装甲集团军的两翼也都有被包围的危险。尽管在塔尔罗普获得了一次成功,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第4装甲集团军是无力阻止敌人进向利沃夫或向南迂回。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中,我又被召前往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几天之前,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曾经来访问我,要我在一个很奇怪的文件中签名。这是一份由所有的元帅们签名向希特勒效忠的文件,来对抗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席德里兹将军(vseydlitz)所发表的宣传。这个观念也许是希孟德本人所发明的,他也许以为这样可以增加希特勒对于陆军的信心。因为除了我以外,所有的元帅都已经签了名,所以我当然也只好勉强照办。(值得注意的是希孟德早把穆德尔列入了名单,尽管那时他还是一位上将。)我若是拒绝则无异于是暗示我同情席德里兹的活动。不过我却告诉希孟德说,从军人的观点来看,这实在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一位德国军人会理会此种宣传。3月19日,由伦德斯特元帅代表将这个文件呈送给希特勒,许多三军高级将领都在场观礼。希特勒当时似乎很感动。可是这却太有背于军人的传统!
因为希特勒累次拒绝我的建议,并不肯承认现实,所以这种效忠的表示不禁使我自己反问是否仍应恋栈不去。就军事方面来说,我实在不能否认希特勒在领导方面的错误。尽管我很希望能够引退,但因种种理由使我不能走开。有许多次,当希特勒不听我的忠告,或尝试干涉我的工作时,我就曾经告诉总参谋长请他转告希特勒另请高明。不过每次又因为责任感之故,又打消辞意。因为我的离去,其意义并不仅是一位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去留而已。良心使我感觉到无权把我自己的部队弃置不顾。不过有时为了迫使希特勒让步起见,又不得不采取用辞职手段当作最后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