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代背景
绵延四百年的东汉王朝在黄巾起义后开始名存实亡,诸侯格局、各自为政的军阀集团完全架空的皇帝的权力，此后的三国鼎立局面正式拉开了持续400余年魏晋南北朝局面。这一时期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大部分时间政权分裂、战争频解不断,这是中国史上最动乱、最痛苦的时代,却是精神上极其自由和解放的时代,也是最具智慧和最有热情的时代,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
政治制度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君主专制有所松动,有利于文化艺术的发展,也为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哲学思想方面,这一时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玄学的产生,推动了逻辑思辩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探索的自由空间,并对哲学、美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教的兴起打破了汉代儒家思想垄断的局面，为中国美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文化艺术方面,多民族交融的时代,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佛教的发展,寺院建筑和造像的盛行,佛经、佛故事的大量传入,带动了艺术创作的发展，在艺木上,此时的人物画、雕望艺术,已用具体自然的动感和技巧去表达,不仅能表现人物的外在美,更能透过眼神手势及飘带,传达人物的内在美,达到人物形神兼备的意境（自行脑补顾恺之的绘画理论）。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使雕塑艺术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
北魏中期开凿的云冈石窟，是第一个由政府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规模巨大的“昙曙五窟”是印度犍陀罗艺术在中国的典型代表，伟岸、健壮、静穆、崇高的巨大佛像透露出神性的威严。北魏孝文帝开始全面推行汉化政策，所以云冈晚期石窟和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体现出更多南朝文化色彩，粗壮豪放的云冈遗像，在洛阳变为清秀蕴籍。龙门石窟是第一个完全脱高印度佛教雕塑艺术系统影响而逐步树立起中国伟教雕塑艺术系统的石窟。北魏
早期的教煌壁画延续了北凉时期的窟龛形制和造型特征。北魏中期以后，敦煌壁画开始出現带有儒家“忠孝”思想的故事。北魏后期的壁面出现了新的特点，“秀骨清像”开始出现，中国传统的“染高”晕染法也开始流行。这一时期的壁画由于继承和发展了汉晋壁画传统，吸收融合了南朝的审美风尚，西城影响逐浙减少,本土色彩日益浓厚，种造型灵活、色调淳厚、富于平面装饰美的风格逐渐形成了。
2.本土化演绎过程
(一)早期印度风
犍陀罗艺术大概在公元前100年到公元300年之间发展,这种佛像的雕刻最初是以希腊英雄为模版,刚健有力、富于表情。传入中国的佛教主要以汉传佛教为主,早期佛像雕塑在艺术特征上具备浓郁的印度键陀罗和笈多佛像艺术特征。比如早期的库木吐拉石窟佛像、拜城赫色尔石窟雕像、敦堭莫高窟早期的雕像等都有着明显的印度艺术风格,其主要特征为:直鼻高额,眼睛半睁开状,比例协调、姿态高雅、神情静穆、强调睿智思索精神。犍陀罗佛像传入中国后,雕塑工匠加以改进,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正如《法苑珠林·敬佛》中所言“自泥渲以来,久逾千祀,西方制像,流式中夏,虽依金焰铸,各务仿佛,名工奇匠,精心展力”。
早期石窟：即今第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根据《魏书·释老志》（卷114）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中记述的开窟五所，就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曜就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平面为马蹄形，穹隆顶，外壁满雕千佛。主要造像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中期中国本土化
(1)佛像内容上,除了印度小乘佛教中的弥勒佛、释边摩尼、交脚弥勒萨之外,还出现了大乘佛教中的无量寿佛、十方佛、三生佛、千佛等;汉族文化中的饰物也出现在雕像艺术中,如敦煌莫高窟的第275窟的北魏“交脚弥勒”龛中出现了代表中国文化色彩的铺首和龙的形象:佛像群体的结构,也逐渐由印度的“独思型”转变为中国式的“等级秩序型”,增加了中国特有的供养人行列,并按照不同的身份现造像大小的区分。
(2)佛像技法上,在敦煌莫高窟第259窟中的佛像,出现了利用汉代阴线条表现细部的方式和东汉末年的表现细部的起伏线条共同组成,这其中既包含了印度犍陀罗艺术和笈多佛教艺术的精髓,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特有的雕像阴刻手法和线条文化艺术
(3)佛像服饰造型上,除了利用印度犍陀罗形式的服饰造型通肩式袈裟和袒肩式袈裟两种方式外,中国人为了表现自己民族的特色,加入了中国服饰特有的民族样式,采用了袒佛像右臂但外衣半披的样式。
(4)佛像整体造型上,体现了更为宏伟盛大的中华气象,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佛像雕刻,线条简洁,整体上受印度犍陀罗文化的影响,但是佛祖的形态已经初步具备当时北魏鲜卑人的形象风格,整体上已具备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中期石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471-494年），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云冈石窟是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以其国力为保证，进而雕凿出更为繁华精美的云冈石窟大窟大像。到孝文帝迁都前，皇家经营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历时40余年。中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窟顶多有平棊藻井。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佛像面相丰圆适中，特别是褒衣博带式的佛像盛行，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中期石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也就产生了所谓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主要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这个时期即云冈中期石窟，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三）后期“秀骨清相式”
(1)佛像题材上,主要有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等三世佛以及其助侍菩萨、交脚弥勒菩萨、一佛二菩萨、思惟菩萨、七佛及胁侍菩萨、千佛、四方佛、罗汉、力士等以及其它反映释迦摩尼人生经历的佛本生故事等,佛像的神态秀美清癯,眼睛和眉毛明亮稀朗、嘴唇很薄、额头很尖、具有细长的脖颈和削窄的两肩;菩萨像是面容清瘦、脖细胸平、具有修长的身躯。这一时期的佛像更加具备中原的人物气息,体现了魏晋玄学名土的清淡俊朗之风。
(2)佛像服饰造型雕刻上,佛像的袈裟从偏衫式发展为“褒衣薄带”式,吸收了中原民族服饰特色,下部衣褶多为直平阶梯式的纹理；普萨雕像外貌更加清丽俊秀,温婉内敛,服饰不露肌肤,以披肩遮盖,多为当时妇女流行的披肩;飞天像则飘逸修长,上面穿短衣,下面长裙拖地,如龙门石窟莲花洞的飞天,衣衫华美,形态灵动,充满了魏晋时的风骨气息
(3)佛像雕刻技法上,北魏时期服饰雕刻时出现了直平刀法刻出衣服纹理,造成佛像前倾的姿态,这让参拜佛像的人从瞻仰佛像面容上与佛像在灵魂和思想上产生共鸣,这也是中华民族雕刻技法上的本土化创造。
晚期石窟：北魏迁都洛阳后（494年），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层阶层蔓延起来，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这种小窟小龛的镌建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平城作为北都仍是北魏佛教要地。这时大窟减少，中、小型窟龛从东往西布满崖面。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著特点。这一特征和风格在龙门石窟北魏窟亦有表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北齐北周雍容世俗化
(1)佛像雕刻侧重于用形传神,面部较为圆润、身躯丰盈、衣褶轮廓整齐、服饰纹理富有韵律、外衣和披帛厚重得体,雕像显得非常优雅、和谐。此外,其柔和亲切的笑容,雍容华贵的气质,成为了隋唐佛像雕刻的先河。
(2)佛像体现出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趋势,此外,这一时明的菩萨像不借助衣服来体现身驱,而是用胶体语言来表达,改变以往佛像呆板的坐姿、站姿,使佛像看上去形体更加灵活，雕刻手法从以往的线性描绘逐渐变为立体表形法,说明佛像从以往的神坛走向平民人间。
南北朝后期在北方是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在南方是南梁和南陈。与魏晋时期祟尚清谈玄远不同，梁陈文艺重视感官刺激和现实生活感受，强调生命力和生活情趣。这种审美思潮直接影响着北方石窟造像艺术，西魏时期的敦煌壁画延续了北魏晚期的“秀骨清像”风格并有所发展，人物依然是面貌清瘦，眉目开朗，神情潇洒，褒衣博带的南朝名士风度。除佛像外，其他人物皆中原衣冠，一派汉族风习，在色彩上一改浓郁厚重的风格，渐趋爽朗明快。在绘画题材上，传统神仙思想进入了佛教石窟。这种风格并未稳定很长时间，北周、北齐政权均开始调整北魏孝文帝以来的“汉化政策”，强制恢复鲜卑族的风俗，推行汉人鲜卑化政策，粗犷、浑厚、质朴成为时代审美风潮。同时北朝政权与西域各国的联系非常密切，强调生命活力的笈多式艺术大量传入。西域风格与中原的“秀骨清像”由并存而融合，产生了“面短而艳”、圆润敦厚的新形象。
北朝造像到了北周、北齐时代产生了新的变化，人物形象敦厚、简练，人物形体饱满，面型渐趋丰颐，表情生动自然，衣纹更加简洁，甚至简化为无。其杰出代表是近年出士的山东青州龙兴寺石雕。浮雕技艺也在这一时期取得长足进展。这种艺术上的创新精神无疑为后来隋唐艺术的辉煌灿烂莫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是古代雕塑史上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雕塑制作规模巨大,作品技巧精妙,雕塑艺术对人民精神层面的影响超越了前代,达到了中国雕望艺术的高峰,随着佛像样式由印度犍陀罗式向民族化风格的演变,体现了中外文化的融合,更多地展示了中国人的面貌特征,衣着也由印度的半裸袒肩式转变为中原士族的褒衣薄带式,体现了汉化特征的文化气质,展现了该时期秀骨清相、名士气韵的风范。佛像神圣庄重、典雅而宁静，不同于原始的佛教造像,佛教雕塑民族化的过程,是中原民族对佛像文化内涵和宗教哲理的重新诠释,是对雕塑艺术的重新探索,丰富了中国雕塑的题材、表现技法,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宝贵遗产。该时期佛像雕塑也使雕塑创作主体的变化,很多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加入到雕塑家行列中,打破了以前单一的工匠创作格局,促进了中国雕塑的多元化发展,对当代艺术的创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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