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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并非只是实地记录调查对象而已，其中还包含了人类学的实践观与方法论。即民族志的含义有三个维度：第一是作为文本形式（结构）呈现的调查成果；第二是通过调查进而显示出调查者认识人群（人类）的方法；第三是作为调查过程的田野实践。大调查时期的民族志报告，由于对应情境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文本意图的变化，使其文本结构及表述法则也发生了变化。 　　

以《苗族简志》为例，其既没有以方言分布地区“湘西”“黔东南”或者“川滇黔”进行分类简志，也未用地域分布与文化特征分类书写，其目标是“主要反映苗族解放前的社会面貌和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辉煌成就。” 因此，简志的十一章分别为：概况和历史简述；新中国成立前苗族地区的经济和政治面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农业、林业和畜牧业；工业和交通运输；商业；文化教育和卫生体育事业；文学艺术；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农村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这样的《苗族简志》特征可以概括为：首先，对比西方民族志或者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民族志体例如《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或《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苗族简志》的体例更体现出社会主义的特性及其相对应的时代政治话语，比如“解放前”“人民公社”“民族区域自治”“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体现出以政党为中心，而并非以他者的自

然状态进行描摹，同时，遵循了当时“厚今薄古”及“三七开”的特点。[2]119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多元文化”书写为典型的社会主义话语，党和国家成为表述的中心。其次，作为方法论与实践论的民族志，《苗族简志》类文本用主观性的政治话语表述被书写的对象，用当时流行的革命乐观话语，跨越了他者自己的世界，用“客位”的立场代替了“主位”的话语，没有他者的自我表述。《苗族简志》的目录紧扣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关内容，借用了民族志的体例，对比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发展变化，既是对历史的简单总结，更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强调。简而言之，此时的调查报告的突出特点是以集体话语的形式，将少数民族放入新旧对照之中加以书写。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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