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方国瑜民族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_研究_云南_问题(民族学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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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史一直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该领域的成果层出不穷,为历史学乃至民族学领域贡献了一批学术精品。尤其以云南大学为中心,在主要创始人方国瑜先生及其弟子的大力倡导下,云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所瞩目。然而每一门学问一旦发展成熟,形成稳定的理论框架,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问题意识、缺乏新意等问题的束缚,从而限制其深入发展。本文拟以社会史的视角,从该学派主要创始人方国瑜的学术成果出发,总结其经验,进而探讨云南民族史的发展方向。

一、方国瑜民族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作为云南民族史的创始人,方国瑜在民族史、地方史、文献整理方面贡献较大。同时,自 1936年执掌云南大学史学教席起,不仅自己著作等身,而且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众多优秀人才。因而,我们从方氏民族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谈起。

方国瑜生于云南丽江一个纳西族家庭,自幼立志向学。青年时期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学习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名物、历史、地理等科目,这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方国瑜的传记,我们可以看到时代背景给他留下的深刻烙印,而随着时代变迁,不同历史阶段又给他提出了主题各异的问题。

方氏第一篇涉及民族史的论文是《么些文字汇》。他通过实地考察,不仅第一次对家乡的东巴文字进行了严谨的学术研究,同时也探讨了相关民族历史问题,为其以后的民族史建设勾勒了框架。这篇文章相关民族史问题的探讨体现出作者这样的动机:么些人是一个与其他民族一样的优秀民族,理应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享有与汉、满、回、藏等族平等的待遇。这一点突破了以往王朝统治者对边疆族群居高临下的蔑视态度,指出么些人族群演变过程中与汉族等民族互相融合的事实。不过,该文侧重对东巴文字进行研究,民族史研究并非方氏关注的中心。

民族史的研究与近代民族危亡密切相连,云南自然不能幸免。在沉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学者们无法安于单纯的理论研究,纷纷投身于救国图存的热潮中。1935年,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方国瑜亲身实地考察,参与中英会勘滇缅边界事务,打击外来的侵略企图,在边疆地区宣传维护统一的重要性,寸土必争。这些经历都映照出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因而,这一时期方氏撰写的《滇缅边界的菖蒲桶》等著作都是围绕边疆民族历史、地理等方面,为这些中国领土的真正归属提供了依据。

同时,方氏撰文批驳外国学者对中国民族、领土问题的错误论断,以大量严谨的学术成果维护了国家利益。当时,法国人拉古柏、美国人杜德、英国人派克等炮制出唐代西洱河的主体民族为泰族的理论,其目的在于为帝国主义侵略张目。暹罗国亲王共丕耶达吗銮拉查奴帕讲演《暹罗国史》时采纳了上述说法。针对这样的侵略企图,1939年,方国瑜在《益世报》上发表了《僰人与白子》,论证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独立国家,而是由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子”建立的臣属于唐王朝的地方政权。这样,作者用扎实的研究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昔日边地成为当时的抗日中心。围绕团结抗日问题,自政府至学者纷纷开展边疆地区的研究,集中一切力量抵御日本侵略势力。这无疑给官员、学者们以平等看待边地族群的契机。方国瑜也投身其中,创办了《西南边疆》杂志,在云南大学创立了西南文化研究室,其主要旨趣在于:以学术立场,把西南边疆一切介绍于国人,期于抗战建国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贡献。以上这些经历和学术实践都指引方国瑜关注有关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如《读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以及《滇西边区考察记》等无不彰显前述动机。抗战后到新中国建立,作者的研究思路仍然沿承前一阶段。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具体考察了方国瑜云南民族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虽然这些研究在其一生中不是最为成熟的,但已勾勒出云南民族史的大概面貌,表述了主要的观点和态度。

二、方国瑜的云南民族史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边疆民族事务被中央人民政府视为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处理多元的族群和统一政权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边疆民族地位等问题,都需要通过民族史研究来 助解决。因而自建国初期开始,国家便给民族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方国瑜的民族史研究也厚积薄发,结出硕果,我们的讨论将以建国后方氏论著为主。

建国后方国瑜接受了列宁、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并投入学术研究中。堪称“拓荒之作”的《云南民族史讲义》反映了作者的主张。他认为,云南各族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汉族的经济文化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云南各族人民和汉族共同创造了云南历史。这样的观念始终贯穿在作者及其后世弟子的著作中。

方氏云南民族史研究大体由两部分内容构成,即少数民族族别史、汉族移民史。我们将分别举例并进行评述。

1、云南族别史研究

它基本上是新中国建立后因应民族政策的推行,尤其是民族识别工作的展开,而出现的一种民族史研究形式。全国开展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为国家民族政策的制订提供了大量资料,使得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建设得以深入开展。方国瑜除亲自参与民族识别工作外,开始撰写白族史、彝族史、傣族史等族别史。虽然研究主题各异,但其背后的问题意识和动机是相似的。这里仅以白族史相关研究作为重点进行分析。

有关白族史研究的热点集中在白族起源以及南诏大理国史研究方面。前述作者撰写的《僰人与白子》即属此类。建国后,方氏在其撰写的《唐代前期洱海区域的部族》之“西洱河民族非泰族”①一节内容里,批驳佛教徒附会的“天竺”说和前述的“泰族古国”说,认为学术界从语言学角度去判断白族族源的几种说法都失之片面,指出白族形成是很多族群融合的结果,其语言不属于任何一个单纯的语系。但方氏仍指出僰族为白族形成过程中的主体民族②。此外,王叔武亦持此说,只是在僰人起源上与方氏有不同意见。马曜提出白族的“异源同流说”③,其贡献在于将白族先民的族群来源的研究进一步多元化,但他仍延续了方、王等学者的“民族共同体”的出发点,以生长于洱海地区到商代即进入青铜文化时期的“洱滨人”为主体,不断同化其他族群而形成民族共同体——白族,其理论框架与方国瑜等学者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由于佛教文化对于大理地区的独特影响,在白族族别史的研究中,白族佛教也是民族史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方国瑜《云南佛教之阿吒力教二三事》④是研究云南佛教阿吒力教的开山之作,主要在该教的兴起、行教、阿吒力僧人之异术及教派遗迹等方面钩稽史料,进行名物考订。历代史家大多以中原地区佛教为正宗,而对流行于南诏大理国的云南地区的阿吒力教嗤之以鼻,认为是“邪教”,而方氏自编纂《云南通志?宗教考》时便给阿吒力教以充分的重视,试图赋予白族文化以平等的地位。这也启发了后人对白族佛教文化进行研究。张旭的《大理白族的阿吒力教》⑤、《佛教在南诏大理的盛行与白族文化的兴起》⑥二篇论文,可谓白族密宗研究的先驱之作。他首次提出白族密宗的源头是汉地密宗,而佛教的传入使得南诏大理国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从而促进了白族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及社会进步。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的李东红撰写的《白族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研究》⑦,第一次系统论述了阿吒力教在白族地区发展演变的历程,并对阿吒力教的文化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最后探究了阿吒力教对白族文化生活的影响。张、李二人的研究在密宗来源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其实质都是为了论证白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佛教思想的整合。这向我们揭示了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发挥的社会整合作用以及大理地区的族群与其它族群不同的文化背景。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看到了方国瑜等学者为民族识别工作进行的努力。建国初期 1954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有关部门提出了过渡时期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即巩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统一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力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共同事业发展中,与祖国的建设密切配合,逐步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步消灭历史遗留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先进民族行列,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方国瑜等学者是以现代民族识别工作中所划分的“民族”为出发点,进而铺陈这一建国后确定的族群发展演变的过程。这样的研究路径说明,方国瑜等学者是以新中国的民族实际为前提的,这对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民族事务是非常重要的。

但如果我们过于强调从当代实际出发,往往会忽略中国多元族群进入中华民族这一民族统一体中的过程是如何的。尤其是这些多元族群被纳入统一王朝之前,都有着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这当然不利于我们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层次研究,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需要深入了解民族的特殊历程,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关政策。

2、云南汉族移民研究

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核心,汉族移民是云南民族史研究的关键问题。费孝通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他进而建议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把“民族凝聚力”作为研究的课题。诚如费先生所言,汉族移民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影响一直广受关注,相关论著层出不穷。方国瑜是较早开展云南汉族移民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四卷本《方国瑜文集》中,有关历代云南汉族移民的文章共有 5篇①。这些文章关注汉晋、唐宋、明清时期汉族移民对于云南各地区的影响,以及汉文化的传播。方氏的主旨在于论述汉族移民及汉族文化,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低到高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汉族移民所起到的民族融合的核心作用。

方氏指出,“明代军屯移民是云南历史上最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并撰写《明代在云南的军屯制度与汉族移民》,力图探究这一问题。方氏认为,军屯制度使得汉族大量进入云南地区,渐渐成为云南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作者广泛查阅了《明史》、《明实录》、《明会典》以及明代云南通志的资料,对云南一省的卫所军屯制度进行了缜密的研究,首次关注了因军屯制度产生的汉族移民对云南社会的影响。作者认为,明代云南社会的整体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他将原因归结于汉族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发当地经济文化。作者在评述军户问题时,所使用的大多属于官方编纂的材料,这样使我们只能片面地从王朝、官府的眼光去看待军户和汉族对社会的影响,无法立足于具体地方社会情景中理解军屯、汉族移民对于云南社会影响的程度和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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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云南地区广泛生活着的土著族群如何应对来自中央王朝的统治,及汉族移民带来的各方面冲击,也是这些资料无法给出答案的。从另一方面讲,云南地区是一个多族群聚居、拥有独特而悠久文化的地区,尤其南诏大理国这段历史使得这一地区有着独特而比较成熟的社会文化体系,这使得汉文化的进入绝非畅通无阻,必然要通过一个与土著社会文化互动的过程才能实现。

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的陆韧撰写的《交融与变迁——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进一步发挥了方国瑜的观点。他以汉族移民为主线探究明代云南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社会变迁。他着重分析了汉族移民的土著化进程及其对云南社会的影响。但其基本思路与理论框架与上述方文没有太大出入。正如其本人所说,“本文……把明代云南汉族移民作为突破口,将云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演变放在明朝的历史进程中,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考察;……探寻明代云南在中国统一国家整体发展中的足迹和作用。”②虽然这本书出版距方国瑜逝世已有 20年,我们仍能明晰地看到方氏思想在后世的延续。陆著在明代移民进入云南地区的背景下去探讨民族融合的问题,但他的研究无疑是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基点的,这带有明显的现代民族识别的痕迹。陆著对于民族融合的阐释,强调了汉族移民的主导作用,这有利于研究云南与明中央的政治关系,但忽视了土著民族自身的能动作用及复杂的历史内涵。尤其是,陆著使得明代云南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汉族与土著民族互相交错的景象变成了宏观、单一的土著民族汉化的历史。他忽略了真正的民族融合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汉“夷”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应该是单纯以“夏”变“夷”,土著族群与汉族移民一样共同推动了明代云南的社会转型。

3、方氏民族史思想的总体评价

《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是方国瑜对民族史研究进行的理论总结和概括,体现了其一贯的民族史研究思路。通过该文,我们对其民族史思想进行总体评述。

他从对中国历史范围的讨论出发,批评孙祚民以历代王朝疆域作为中国疆域的王朝史观。方氏表达了对传统王朝史的不满,反对大汉族主义,认为应当“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确定中国历史的范围,把全国各民族的全部历史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历史,正确反映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祖国事业上的贡献和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①。以方国瑜为代表的民族史学者主张,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历史与汉族史拥有同样高的地位,它们不应被划到中国历史之外。这提醒我们:中国历史必然是多元化的,透过中国少数民族形态各异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决不应该仅仅是汉族史以及少数民族汉化的历史。

方氏的主张体现了中国学者探索多元统一的民族——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努力。他认为,中国自秦汉时起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而且长期保持着统一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历史保持整体结构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方氏指出,政权的统一是建立在以汉族为中心各民族的密切联系上,即便出现政权割据的情况,各民族间联系也是无法改变的。“这种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成为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一个联系的面,就是中国的领域,也就是中国历史的范围。”②

方氏还指出,中国领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认为各地各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突出的。作者使用了五段论的框架,以汉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凝聚的中心力量,因而往往使得民族史研究成为少数民族汉化史。

方氏的民族史观点是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分不开的。20世纪 60年代,新中国建立仅 10余年,其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解决中国独立统一的问题。方文的重点在于论述中国历史的整体性,目的在于保持中国领土完整不可分割。方氏提出,应当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同时以汉族作为中国历史整体性的核心,这样的史观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是重大的,但以之替代不同历史时期云南社会的具体情况,则不免出现问题。方氏曾以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不同的行政设置作为划分云南历史不同阶段的依据,这其实表明中央王朝与云南之间的政治联系是程度不同的,因而它们带给云南民族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这种民族史研究的思路是从现代中国的政治、民族的现实出发,为国家的独立统一提供依据,因而它被许多学者指出是一种回溯式的研究方法。他们往往忽略了这一动态的变化过程。而且,中国各区域的社会文化体系各不相同,尤其对于云南地区这个多元民族文化交汇的地区而言,民族史研究应该以具体区域为着眼点,依据不同地方的社会发展脉络进行探讨。正如社会史学者往往指出的“眼光向下”的研究视角,将是我们进一步提升民族史研究水平的重要工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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