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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羌与吐蕃关系提供的历史例证

从藏文、西夏文史籍记载和羌、藏等民族中的传说看，党项羌与古代藏族的关系甚为密切。

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中记载，吐蕃在松赞干布时代“自东方汉地（rgya）和木雅（mi-nyag即党项）获得工艺与历算之书”。而且松赞干布在迎娶泥婆罗墀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后，“为了生育王子，松赞干布又娶香雄王(zhang-zhung-gi-rgyal-po)黎弥佳(li-mig-skya)之女香雄妃黎娣缅(zhang-zhung-bzav-lithig-man)、弭药王(mi-nyag-gi-rgyal-po)之女茹雍妃洁莫尊（ru-yong-bzav-rgyal-mo-btsun）,堆垅芒地尚论（stod-lungs-mong-nas-zhang-blon）之女芒妃墀江（mong-bzav-khri-lcam），共娶王妃五人。”又称：“木雅人做工头，于康（khams）地建隆塘度母寺”。［13］由此可知，吐蕃与党项至迟在松赞干布时就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了。

关于党项人的先祖及其与吐蕃之间的关系，在西夏文史料中有许多记载，可与上述藏文史籍中的记载相互印证。如成书于1187年的西夏文史籍《新集锦成对谚语》一书中保存了反映其族源的丰富内容。

“（勒没）天婿，婚仪盛茂，

天女民妇族威增高”（150）。

陈炳应先生认为，这条谚语的“意思是说，党项人的祖先与仙女结婚，繁衍了党项民族，提高了这个民族的威望。这是有关西夏主体民族来源的极其珍贵的神话传说。”并称：“谚语第343条：‘白霄亲舅心软，黑土爱甥声柔。’在我看来，它与上述第150条的内容相同。”而且，在西夏文诗歌和谚语中有一个非常令人寻味的现象，这就是其中总把“黑头”或“黔首”与“赤面”或“红脸”相对而言。在《唐古特人神圣祖先的颂歌》开头说：

“黑头石城漠水旁（畔），

赤面祖坟白河上（游），

长唐古特国在那方。”

汉文文献《尔雅·河典》中说：“河出昆仑，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白河之称，由来尚矣。”《尔雅》中黄河源头段有“白河之称”与上述西夏文诗歌《唐古特人神圣祖先的颂歌》中“白河”相互联系起来看，“白河”当指黄河源头段或无疑。《唐古特人神圣祖先的颂歌》正是党项最初即生活在今阿尼玛卿雪山周围的历史记忆。

还有一首西夏文诗歌中说：

“皇天下千黑头福高低，

国土上万赤面智不同。”

另外，在“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西夏文碑铭中也有类似的两句，说：

“天下黑头，苦乐二者可求福；

地上赤面，尽呼而为是柱根。”［14］

前苏联西夏学者克恰诺夫研究认为：“‘头黑’和‘赤面’二词总是成对。‘赤面’名称的来源也可以试探着与涂脸的地方传统作某种联系。这种习俗保存到今天。г·д茨必科夫报导，西藏妇女用暗红色的东西涂脸。h·a·聂力山认为，总被成对使用的‘黑头’和‘赤面’名称，是整个地被用作唐古特民族的同一语的反映，在历史上这是建立国家的唐古特民族的某两个主要部落的通俗名称。这个推测是有根据的。在大夏时期，这种固定的、无可争辩地比喻诗式的唐古特人的名称‘黑头’与‘赤面’，据推测，看来是唐古特人的古代先民分两个群体—部分，其起源和性质还需查明。”［15］

那么，西夏语文献中的“黑头”一词究竟何所指呢？许多学者以为，“黑头”与“赤面”是西夏主体民族对自己民族的称呼之一，并与他们的族源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由于相关的资料太有限，难以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前苏联西夏学家h·a·聂历山、克恰诺夫在研究上述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黑头”和“赤面”是党项人建国过程中的两个主要部落的通俗名称。但究竟是哪两个部落和什么样的部落，则因材料所限而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对此，陈炳应先生作了进一步的探究。在他看来，《新集锦成对谚语》中的第218条也许给我们带来一线希望。谚语云：

“西天黑可消除，祖公黑色不可除；

赤铜铫破又破，岳母赤口不肯破。”

“在这里，‘黑色’与‘赤口’相对应，可能是黑头与赤面对应的变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黑头，指西夏主体民族来源中的男子及其部落，后裔；赤面，指其来源中的女子及其部落，后裔。即最早的，后来比较固定的两个通婚集团。由这两个人，两个部落繁衍出如今兴旺发达的西夏统治民族。”同时，“西夏文辞书《文海》确实是明明确确地说：‘黑头之父，先人之名也。’完全肯定党项人有‘黑头’这个专用名词。赤面也应是如此。”《新集锦成对谚语》第150条：“（勒没）天婿婚仪威茂，天女民妇族威增高”，“这条谚语的前两个字，意义为“地”，音读为（勒没），在西夏文辞书《文海》中有一个说明，‘黑头之父，先人名是也。’”［16］

如将上述研究成果，与一首赞颂西夏文创造者的西夏文诗歌《夫子巧歌》联系起来，对于进一步了解党项与吐蕃的关系则会带来新的参照。《夫子巧歌》这首西夏文诗歌被很多研究者引证，歌中称：

“蕃汉弥药同一母，

语言不同地乃分。

西方高地蕃人国，

蕃人国中用蕃文。

东方低地汉人国，

汉人国中用汉文。

各有语言各珍爱，

一切文字人人尊。

吾国野利贤夫子，

天上文星出东方，

带来文字照西方。

……”［17］

这首西夏文诗歌中明确地说：“蕃汉弥药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也就是说，西夏党项人认为，吐蕃、汉和弥药（党项）是同源的。诗中的“蕃”和“蕃人”一词，陈炳应先生在《西夏文物》一书中曾被翻译为“羌”和“西羌”，这里采用其新近的翻译。③

在藏汉文史籍和民间传说中，也有许多羌汉、羌藏同源的说法。不同民族中的这种相同的历史记忆，当不是纯粹的偶然，值得我们引起注意，并作进一步的对比研究。

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载：“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外部四系草山沟里的鼠、有皮膜保护的青蛙、猿、猴等四种，内部四族系是格襄汉人、金尚蒙古人、卡勒门巴人、悉补野吐蕃人等四种。其中，汉人又分为两系，即穆氏和格拉氏，蒙古人又分为两系，即森察和拉察。门巴人生出三支，一是门巴本身的族系，还有汉藏交界处的木雅及工布人。吐蕃人的族系又分为六支的说法是，最初，玛卡雅秀的地方的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霍尔）。”［18］这虽然与上述西夏文诗歌中“蕃汉弥药同一母”的记载略有差异，但却肯定汉与吐蕃是同源的。而“霍尔”一词，在藏语中泛指北方的回鹘、蒙古等民族，也指四川甘孜、炉霍、道孚一带的藏族，称之为“霍尔巴”。据有的学者研究，藏族的“霍尔”是汉文“胡”的直接音译；汉文史籍中被称为“胡”的我国古代民族大部分都是居住在西北的游牧民族，这同藏语中称为“霍尔”的对象基本一致。陈炳应先生曾认为，上述西夏文中的这种蕃、汉、弥药同源说，可能与我国的传说时代有关，并认为党项人可能接受了《史记》等汉文史籍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同时又说，这“或许是党项人自己的传说，那就更珍贵了。不管什么样，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材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19］

之外，还有一首西夏文诗歌中说，西夏皇族的始祖“剌都”曾娶“吐蕃姑娘”为妻，后生七子，繁衍为整个西夏王族。因而这位“吐蕃姑娘”被称为西夏王族的始祖母。④在另一首西夏文诗歌中，还赞颂这位“吐蕃姑娘”是“银白肚子金乳房”。诗歌内容如下：

“母亲阿妈起（祖）源，

银白肚子金乳房，

取姓嵬名俊裔传。

繁裔崛出‘弥瑟逢’，

出生就有两颗牙，

长大簇立十次功，

七骑护送当国王。”［20］

这首诗的内容，在西夏文《新集锦成对谚语》中也有反映。如第259条说：“银肚已共，金乳必同。”这条谚语所反映的内容当与上引的那首歌颂西夏皇族祖先的颂诗内容相同。

由上述藏文和西夏文两方面的史籍资料，结合汉文史料来看，吐蕃与党项羌的关系是很悠久的。

藏文史籍中记载，早在松赞干布时代，吐蕃就与弥药（党项）互通婚姻。以通婚为纽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往，相互影响就是必然的。这可从党项与古代藏族有许多文化上的共性因素得到印证。对此，格勒在《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发展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列举了六个方面：1.两个民族都有猕猴祖先说；2.两个民族皆崇拜“龙”神（klu）；3.两个民族都崇拜羊神；据甘州方志记载，甘州城南的忠武王庙乃西夏所祀之神，为西夏土王，并称“祷无不应”。这尊神是一羊首人面，戴羊头冠，状皆羊身。汤开建《党项风俗述略》中认为，甘州西夏所祀之神，就是西夏《文海》中所载的“守羊神”，即“羊中守护神也。”《新唐书·吐蕃传》“其俗重鬼右巫，事羝为神。”4.两个民族都崇拜天神。《旧唐书·党项传》载：“（党项每）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党项最高领袖自称“兀卒”，《长编》释其义为“青天子”，这与吐蕃赞普称为天神之子是一样的。5.两个民族“畜牧逐水草”，“联毛帐以居”。6.两个民族衣皮裘、食奶酪、好饮酒，畜牦牛、马、羊。［21］

这些文化上的共性因素恰好为吐蕃“吞并”党项提供了社会文化条件。党项被吐蕃征服后，除拓跋部中的平夏部等之外，能够较快地接受吐蕃文化并融合于吐蕃之中，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彼此在文化的相同或相近。

藏汉羌同源的这一历史信息，在今四川茂汶羌族的一首民间歌谣中也可略见一斑。这首民歌名为《修房造屋歌》，现转录如下：

“打起羊皮鼓，

群山都在回响。

唱起古老的歌，

心中无比欢畅。

白色的云，

红色的云，

彩色的云，

为何相聚在蓝天上？

羌族人，

汉族人，

藏族人，

为啥相聚在羌山上？

三色云在蓝天上相聚，

是为了把蓝天点缀得更美；

羌汉藏三兄弟相聚在羌山上，要为羌人修房造屋。

房内应当怎样修？

房外应当怎样筑？

房外应当怎样平？

羌汉藏三兄弟，

围着篝火细商量。

谁搬石？

谁拌泥？

谁砌墙？

汉民搬石，

藏民拌泥，

羌人砌墙。

汗水流在一起，

笑声飞在一起，

劲儿使在一起。

四周砌好墙，

下一步咋起头？

下一步咋个修？

羌汉藏三兄弟，

围着篝火吃咂酒，

咂酒浇出好主张。

汉族兄弟立柱头，

藏族兄弟来上梁，

立柱上梁斗好榫，

其余事儿羌人承担。

……

新楼落成，

羌家主人宴宾客，

汉藏弟兄请上方坐。

火塘燃起熊熊火，

九年的陈猪膘煮在锅里，

要感谢汉藏弟兄的 助。

一坛咂酒堂屋里搁，

请汉藏弟兄吃开坛酒，

酒香飘过了九匹坡，

舞步震动了九匹坡。”［22］

上述藏、汉、羌（党项、木雅、西夏）等等民族的传说和文献资料表明，羌、藏、汉之间的历史渊源是极为密切的，无论是“羌汉藏三兄弟”还是“蕃汉弥药同一母”，都表达了三个民族在族源上的历史认同。

羌藏同源这种历史渊源，在白兰羌与吐蕃的关系中亦可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白兰羌初居青海柴达木盆地之南，魏晋时期逐渐向南移徙，到隋唐时，白兰已活动于青海南部至川西北地区，与党项、宕昌等羌杂处错居，后被吐蕃征服统一。白兰羌被吐蕃征服后，其首领姓“董”，叫“董占庭”。除白兰外，古羌人部落首领中姓“董”的尚有很多。列于“西山八国”之首的“哥岭”国的国王即姓“董”，叫董卧庭；弱水国的国王叫董避和；咄坝国国王叫董邈蓬。之外，维州有一个生羌首领叫董屈占；保州有一个羌人首领名“董嘉俊”，等等。［23］可见，“董”氏是古羌人之大姓，白兰羌即是其中之一。现代民族学资料称，川西色达草原上的藏族“阿虚”(wa-shul)部落自称其祖先最早居住在巴颜喀拉山一带。第一个男性祖先是藏族只有本教时代的人，姓“董”(gdung，疑是dung的变音)。

《新唐书·党项传》载：“龙朔（661-663）后，白兰、春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籍其兵为前驱。”到唐天宝年间（742-755），白兰已被称为“吐蕃白兰”。《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中说：天宝十三载闰十一月，“吐蕃白兰二品笼官司董占庭等二十一人来降。”《唐会要》卷九八《白兰羌》条载：“显庆（656-661）中，白兰为吐蕃所并，收其兵锋。”《新唐书·党项传》记载：“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

有学者研究认为，“丁零”疑是藏语“东林”（dung-gling，藏语意思是白海螺）的译音。“东”即“海螺”，有“白”的意思。藏语“gling”与汉文“白兰”的“兰”音相近。因此，“丁零”与“白兰”同义，指一个民族。或许藏文将“白”义译为“丁”(dung)，或许汉文把“丁”或“滇”（滇零羌为汉代羌之一种）义译为“白”。在古代藏文文献中，苏毗称为“松巴”(sum-po)，羊同称为“象雄”(zhang-ahung)，党项称为“木雅”(mi-nyag)，唯独白兰不见明载。由此推论，藏族诗史《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的故乡“白林”或“白岭”就是白兰。［24］格勒则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首先，白兰与“白岭”不可等同；其次，《格萨尔王传》中的“白岭”是以被藏族同化的白兰羌在“朵康”地区崛起而形成的一个强大的牧民部落集团为素材的，其中贯穿融合了吐蕃统一事业和宋元明清时期“朵康”地区蒙藏等民族的历史逐步完成的。因此，对《格萨尔王传》既要看到其“史”的成分，又要看到其“诗”的部分。“白兰”与“白岭”的关系主要是白兰羌被吐蕃征服以后发生的，由此认为把史诗中的“白岭国当作吐蕃征服和同化白兰羌后的变异部落群体是基本可以的。”［25］

石泰安在《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中认为：“可以被比定为格萨尔的岭的豪酋首领们最晚都是在1400年左右出现的。但是，即使是把格萨尔史诗作为一种非常谐调的统一体而追溯到一个相当古老的时代，大家也会完全会觉得有关冲木·格萨尔的记载要早于岭·格萨尔。因此，大家都应该从冲木·格萨尔再到岭·格萨尔。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背景都促进了这种过渡。当‘岭’始终被定为‘白色的’(dung)和冬〔董〕族的‘原始部落’相联系时，某些非常古老的文献则把这一切与南人(nam朗)、苏毗人(sum-pa)和木雅(弭药mi-nag)人有关的冬族人的地望确定于青海，同时又把一个意为‘白色的’形容词‘冲木’(phrom)与之联系了起来。稍后不久，当岭地的首领在康区出现（约为1400年左右）之后，他们又与一个明显是位于同一地区的冲木中心政权建立了关系。无论是这部史诗还是某些编年史都向我们证明了其它一些带有“冲木”之组成部分的地名，它们全部位于西藏东部。”同时还指出：“冬（董）族(gdon’、ldon’、don)曾在吐蕃东部起过重要作用。他们特别是形成了弭药和岭王国的基础。蚌拉是黄河上游一座神山的名字（玛钦蚌拉山，即阿尼玛卿山）。因此，从我们所引证的一段文字来看，那就是原来定居在黄河上游两个河套中的王族分支，在11世纪时又向南迁居到察木多。格萨尔史

诗诸多稿本的某些题跋认为俄木地区的‘白色天神冬族’之‘觉’(skyo)人的首领——某一位布拉诺布在该分支的形成中起过重要的作用。”⑤

近年来，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格萨尔王的故国“岭国”，即汉文史籍中的“白兰”。有的学者认为，“白岭”是唐代被吐蕃征服和同化后的“白兰”所建立之“国”；二者确有历史关连，但不可等同。任乃强先生在《多康的自然区划》中认为：“西康之石渠、邓柯、德格、甘孜、道孚等县，……此带地方，为格萨尔后裔所建立之林国。”而在《“吐蕃传”地名考释》中又说：“白兰，……今四川甘孜州的康北石渠、色达、甘孜、炉霍、道孚诸县的草原，皆其故地。”同一地区既是“岭国”之地，又是“白兰”的故地。这似乎是相矛盾的，但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并不矛盾。这一地区在隋唐时期为白兰羌之故地，唐代为吐蕃征服，使白兰羌逐渐吐蕃化。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岭国”崛起于这个地区。他们本为“白兰”之后裔，所以便以“白岭”自称，而以“董”氏为骨系。［26］

总之，在藏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同中华民族大致相同的历史轨迹，也有一个古代“六牦牛部”、诸羌及其它原始部落长期交往、互动、汇聚和融合的“多元一体”进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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