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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民族思想是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在中国古代，这种民族问题的认识，主要是表现为一种夷夏观念。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思想，其中有些民族思想认识具有历史局限性，更多的民族思想则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的重要资源和丰厚遗产。
在秦汉以前，人们把中原民族称作华夏（汉以后为汉族），将四邻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简称为蛮夷或者夷。自从有了夷夏之分，也就开始了夷夏之辨。而所谓的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就其主流思想而言，绝不只是一种种族与血缘的分辨，更主要的则是一种礼义文化的分辨，其中夏代表的是中原先进的礼义文化，而夷则是落后文化的代表。早在先秦儒学创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就将礼义文化作为区分华夏与夷狄的重要标准。如孔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①，肯定了夷夏具有共同的道德标准。孟子一方面蔑视蛮夷文化，认为“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一方面主张以夏化夷，对仰慕华夏文化的蛮夷之士陈良给予赞赏，说他“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②由儒家后学口传至汉景帝时著于竹帛的《公羊传》，虽然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③，却又明确主张“退于夷狄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④，完全以“中国”亦即礼义文化作为区分夷狄的标准。先秦至秦汉儒家的这种夷夏观念，为汉代以后的思想家和史学家所继承，而成为夷夏观念中的一种主流思想。
两汉时期的两部正史——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都有夷夏之辨的思想，然其内涵又存在一定的区别。《史记》的民族观念开放进步，不斤斤计较于夷夏之辨。司马迁认为，地域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了中原地区的相对发达与四邻地区的相对落后，从而有了中原的华夏与四邻的夷狄之夷夏之分，因此，所谓的夷夏之辨，其实就是先进与落后之辨。同时他还认为华夏与夷狄具有互变性，如历史上圣王大禹“兴于西羌”⑤；“奔戎狄之间”的周人，只是到了古公亶父时期，才开始“贬戎狄之俗”⑥。因此，夷夏二者不是种族、血缘之分，“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⑦，是文化先进与落后、地域中心与偏远之分。相比较于司马迁，班固的民族夷夏之辨思想要落后一些，他更强调传统儒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主张以羁縻之策应对四夷民族。《汉书·匈奴传赞》关于对匈奴之策，便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民族观念：“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治御蛮夷之常道也”。这显然是一种被动、无为和消极的策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部正史反映的夷夏之辨思想，由于民族关系的复杂性而变得更为复杂。从区分的标准来看，其中既有继承以礼义文化辨别夷夏的传统思想，也有重视种族与血缘之别的偏激、落后的夷夏之辨思想。前者是主流，后者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市场，《晋书》所载江统的《徙戎论》堪为代表，显然与这一时期民族矛盾激化的特定历史背景有关。从分辨的主体来看，既有汉族政权下的夷夏之辨，也有少数民族政权下的夷夏之辨，二者夷夏之辨的角度和具体内容不尽相同。前者夷夏之辨的目的是从政治上否定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后者的夷夏之辨，分辨夷夏的主体是少数民族政权，却往往以“中国”、“中华”等自称，而视其他政权（包括汉族政权与其他民族政权）的建立者为夷狄，如记述北魏政权历史的《魏书》，就斥十六国为夷狄、“异类”，而以“岛夷”蔑称南朝汉族政权。
初唐八部正史都是在唐太宗时期撰述完成的，国家统一富强、民族友好和睦的盛唐气象，注定了这一时期民族史撰述所体现的夷夏之辨又有了新的变化。这集中地表现在重视宣扬“华夷一家”的思想，而不是强调夷夏之别。这一时期正史的民族史撰述，普遍重视从族源上体现“华夷一家”的思想。如《周书》认为，北周皇帝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⑧；而《隋书》认为，“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①；《晋书》说前燕慕容氏是“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②，后秦姚氏则是“有虞氏之苗裔”③，如此等等。在唐代史家看来，慎终追远，这些少数民族从族源上都可以上溯到黄帝、炎帝。
五代以后至明清的正史的民族史撰述，其夷夏之辨思想也有新的时代特点。其中宋代所修正史的夷夏之辨最为严厉，以欧阳修《新五代史》最具代表，重视强调夷夏之防，像《死节传》、《义儿传》、《四夷附录》等传名的创立，都带有浓厚的夷夏之辨色彩。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故而对前朝历史所表现的夷夏观念较为开放，其为宋、辽、金三朝各修一部正史、各为正统的做法，便是一种具体表现。明朝人修的《元史》，从大汉族主义观念出发，重视夷夏之辨，对少数民族持有偏见，如继续以“北狄”、“东夷”、“西戎”、“蛮夷”等来称呼边疆少数民族，为蒙古人、色目人立传明显太少，而且有些传记内容空洞无物。清人纂修《明史》，其夷夏之辨有两个特色：其一是涉及到自身，则宣扬“满洲根本”的大民族主义观念，如有意隐晦对满族少数民族身份不利的史实，重视颂扬满族士兵的英勇来彰显民族自豪感，等等；其二是对别的少数民族采取蔑视的态度，如称呼少数民族为“西南夷”、“猺寇”、“蛮贼”等，重视宣扬明朝对“蛮贼”民族的征服。
先秦以来两千多年夷夏观念的演变，虽然过程中随着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关系的紧张与和缓、中原政权的国力强盛与民族政策得当与否，会引起民族关系与民族思想出现起起伏
伏的现象，但在总体上一直持守着以礼义文化分辨夷夏的传统，这样的民族思想有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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