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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
（3）陈学明，张双利，马拥军，罗骞等.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2.

卢卡奇哲综：卢卡奇是如何以“总体性”辩证法为核心构建其理论的？（15）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8）
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阐述（20）
马哲：《历史与阶级意识》主要内容，地位，意义

物化

（前资-资的商品关系→抽象劳动/物化→时间、工人的合理化→人与诸关系的异化→形式合理化的资无法把握总体性）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综合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以及韦伯的合理化批判，提出了物化理论。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核心是对抽象劳动的批判。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差别就在于商品是否在一切生活交往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形式支配生活形式，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地出现在生活形式之中。普遍的商品关系造成了普遍的物化现象，即劳动（工人）的抽象化、合理化。这使得工人与他们的产品分离，他们的产品进入到合理的、合规律的流通系统中去，而工人只是作为一个漠不相关、无所作为的旁观者在直观自己的分裂。这种直观态度将时间降格为空间，即以量的、可合理化的方式来把握的时间，即劳动时间。这种分裂确证了工人本身的分裂，即可合理化的部分与不可合理化的、因而非理性的部分，前者可以为整个商品系统理解，而后者则被无视。继而，工人就物化为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为孤立原子之间的关系。
总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自动的、合规律的物的过程，而在这背后，人与对象、人与自身、人际之间的有机关系则被切断。但这个合理化系统归根结底又是非理性的，因为它的合理性只能理解形式合理性，而无视被它无视的非理性部分的实质合理性，在所谓非理性部分的面前，它表现出一种无能。而这种无能归根结底又是无力于把握总体性。由此，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危机就是源于其无力于把握总体性。

物化意识

“物化意识”是卢卡奇物化理论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卢卡奇认为，劳动力与劳动产品在商品化之后获得了合理化与可计算性（即抽象劳动的同质性意义下的可计算性），这一过程也引发了人的意识的改变，即将时间空间化，把劳动及劳动产品视作纯粹的量。后一过程即物化意识。不同于“唯物主义”坚持意识与现实而非的路线，卢卡奇认为，物化过程导致了物化意识，而物化意识又会反过来加强物化过程，使人及其现实处于一个不断物化的过程。
物化意识的根本特征在于“直接性”，它同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物化过程一样无法理解合理化的抽象劳动以外的东西。这种“直接性”表现为缺乏中介，表现为无法把握到事物的总体性与历史性。这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系统无法理解其局部的子系统合理性之间的偶然性关系，卢卡奇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物化意识表现出既想把世界视作统一合规律的，又不得不把世界理解作偶然而非理性的之间的矛盾。
基于韦伯的现代官僚制度批判，卢卡奇认为不仅工人阶级受制于物化意识，统治阶级也受制于物化意识，所有人都不遗余力地把自己转化为物。

资产阶级哲学理论的三阶段

资产阶级的理论（经济学、法学、哲学）同样陷于物化意识，而也无力于把握社会的总体性，只能给出抽象的、直接的知识。而在哲学中，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批判哲学曾为解决形式与内容分裂进行了卓越的努力，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卢卡奇认为，以黑格尔辩证法为代表的最高成就仍处于直观的物化意识。
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哲学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1）早期的理性主义独断论；（2）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批判哲学；（3）实证主义哲学。
在早期的理性主义独断论阶段，哲学还没有意识到“非理性内容”的问题，依然坚持理性的盲目信仰，认为理性可以创造一切。
在批判哲学阶段，“非理性内容”的问题被首次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提出，而整个批判哲学又是在处理形式与内容分裂的问题，但最终仅局限于纯粹哲学理论之内，而无法解决生活中的“非理些内容”
而在实证主义哲学阶段，实证主义哲学已经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它已经完全放弃了“非理些内容”，只满足于对合理化范围内的所谓“事实”进行描述，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而这种意识形态又加强人的直观态度，推动着物化过程。
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源自黑格尔辩证法。一方面，卢卡奇想以复活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的联系的方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复活，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来源。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卢卡奇难以走出黑格尔哲学的逻辑。但《历史与阶级意识》并非仅是对黑格尔大全式的逻辑及其目的论的直接继承，同时，也包含着超越黑格尔哲学的努力。这表现在要求拯救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总体性辩证法，并在无产阶级生成过程中实现该总体性的辩证法。

无产阶级意识

“无产阶级意识”是对物化以及物化意识的克服。卢卡奇认为，尽管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同样受制于物化过程与物化意识，但是，工人还残留着尚未彻底物化的他者性的内容，即未被商品化的人性和灵魂。可合理化的抽象劳动与不可合理化的工人的人性灵魂（肉体、精神、道德的东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劳动时间中表现为量与质之间的辩证对立。这种对立才能打破抽象规定性的统治，恢复真正的对象形式，真正的内容。
以此为基点和开端，工人才能由漠不相关的直观态度中觉醒，上升至自我意识，才能由松散的工人群体结成阶级，成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因此，无产阶级意识不是现成的）。自我意识不是对人的商品化的抽象劳动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它的内在超越。这种对商品因素的内在超越指由人际间的纯粹抽象的“物”的关系，复归于人际间纯粹的社会关系，从而将非人的、自然的因素完全消除。在自我意识中，无产阶级通过中介范畴抵达对历史总体的把握，抵达与历史同一的主体-客体。这种无产阶级意识即实践，它绝对性地参与着历史的生成，它意识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它的造物，历史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正因如此，无产阶级意识不同于其他阶级，它不具有相对性，而具有绝对性与普遍性。此外，阶级不同于类，类是个体的直接对立面，是一种神秘的构造，而阶级是个体-类之上的具体的普遍性，而无产阶级由于其历史性意义上的优越性，它能够真正实现这种具体的普遍性。
而资产阶级则碍于它不敢于自我毁灭，不能放弃其与商品世界的直接关系，不愿意放弃其虚假主体的地位，因此，它不能看到更多中介，不能把世界看作它的产物，因此，资产阶级归根结底不具备异质性他者，也不能形成阶级意识。而表面上是纯粹客体的无产阶级则有可能如此。

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实践的方式终结了第二国际内部的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但又引发了新的问题，即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列宁强调对马克思主义非教条的理解，要求理论与具体历史环境相结合，从而批评了“左派”的幼稚病；葛兰西发表《反对<资本论>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的破产，是作为历史主要因素的社会的人、集体的意志战胜了经济规律的胜利，是“事实战胜了观念”；与修正主义斗争的左派理论家卢森堡同样赞扬列宁的党是理解真正的革命利益的党，但同时，她指出了苏联忽视民主的专制倾向，以及教条主义与官僚主义（领导官僚化）的问题。面对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时代背景，青年卢卡奇与柯尔施基于以上三人的观点，展开了他们的思考。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开篇就提出“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在于固守于马克思的某个特殊的论断，而在于坚持辩证法的方法。而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则指出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重大失误就在于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关系，反而以科学的名义、实证主义的外衣牺牲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本身。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出于一种理论的逻辑要求，而此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低迷的革命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霸权，则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现实中逃遁到了文化艺术哲学的领域中去了。霍克海默指出《共产党宣言》中赤裸裸的劳资压迫关系已经转变为了工会组织形式的政治集体间的斗争，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冲动早已变成了百无一用的现实主义行为。因此，作为资产阶级霸权反题出现的批判理论不得不把革命作理想化的处理。

柯尔施哲综：哲学的终结（15）（19）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8）
马哲：柯尔施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19）
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开篇，柯尔施就指出资产阶级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都遗忘了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遗忘了哲学与革命的关系，因而无法真正有效地介入革命。
柯尔施借黑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与资产阶级革命的论述，即强调卢梭、康德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介入，亦即德国在思想上对革命的介入真正实现了这个时代的原则，来主张要站在辩证法的高度才能把握哲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而黑格尔实现了这种把握，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实现了这种把握，但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却遗忘了这一点。
柯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真正继承并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资产阶级革命。其继承之处在于，革命者必须在辩证法的高度理解哲学与革命、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其超越之处在于，革命者必须超越仅仅满足于理论形态上的哲学与革命的关系的理解。这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由抽象理论上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转入到现实实践中的理论与实际的统一。

哲学的终结

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扬弃与终结，柯尔施认为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即马恩二人的思想发展，并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主要依据来理解哲学的终结。这种考察，同样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理解，以及对如何通过辩证法克服这场危机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表明，马恩以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要求扬弃“客观科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以其理论积极介入实践，使得革命与哲学产生了有机联系，而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放弃了哲学的介入。
在德国古典哲学对意识与现实的辩证运动的成果的基础上，马恩扬弃了黑格尔对意识-现实的生活总体的直观态度，不同于黑格尔要求的历史之后的哲学（并非反对），马恩要求哲学、理论、意识现实地参与到实际的革命运动之

中。因此，马恩的扬弃哲学，并非变为纯科学，而是要求扬弃哲学的单纯理论态度，实现实践的哲学，或哲学的实践。而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作为客观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反而是马克思主义反对的意识形态。
因此，哲学的终结是指满足于单纯理论态度的资产阶级哲学的终结，而作为实践的理论、现实的意识、革命的哲学的哲学则同国家的灭亡一样，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柯尔施运用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划分出三个阶段：（1）1843-1848，马恩通过对哲学意识的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总体；（2）1850-1894，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同时，修正主义逐渐从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分化出来。（3）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重新成为主题，但在革命现实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暴露无遗，即理论与实践、哲学与革命、意识与现实的分离，表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
在第一阶段，马恩自觉地将理论上的努力与实际的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在第二阶段，马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彻底放弃哲学，而是更彻底地扬弃了哲学。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非分门别类的一门经济学研究，而是对所谓“客观科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通过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经济现实去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完全是以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意志为前提的。但在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立修正主义中，最后乃至第三阶段的整个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理论与实践、哲学与革命完全是割裂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它所批判的“客观科学”，马克思主义本身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被强行灌输到革命队伍中。理论无法介入实践，哲学无法介入革命，意识无法介入现实。无思想的革命无法把握现实，注定了革命的失败。反之，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经过思想的中介，才能在革命中产生新的原则，才能获得具体的内容，才能使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

柯尔施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阐述。柯尔施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的角度上，既揭示了辩证法的双重内涵，又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超越。
柯尔施指出，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充分意识到意识与现实处于互相中介的辩证关系之中，固守于抽象的知性思维只能抓住生活的一个片面，而不能把握住生活的全部。此外，德国古典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已经达到了对自己的理论活动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解。
在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基础上，马恩的辩证法则更关注经济意识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关系，更根本之处在于，马恩已经超越单纯哲学的理论立场，而抵达扬弃哲学的立场，他们要求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现实的推翻旧世界，对政治经济学的彻底批判也只有扬弃单纯理论态度才是可能的。
相较而言，黑格尔则更多的是在将世界嵌入哲学，而非将哲学嵌入世界。因此，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在历史之后的，即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哲学在历史之后才能把握世界总体。柯尔施称之为哲学在世界之外。而马恩则不同于在历史之后的哲学（并不是反对），而强调哲学以革命的意志为前提，而革命意志在实际生活中产生。因此，哲学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直观，而是要现实地参与进革命运动之中。因此，马恩是将哲学嵌入世界，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嵌入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把这种辩证认识嵌入到革命的实践中去。因此，哲学的实践，也是《提纲》中要求的现实的、此岸性的实践。这样一来，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中，纯粹哲学被终结了。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与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异同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与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注到了时代的共同主题，即辩证法与革命的关系问题。
（1）相同之处：时代问题；革命低潮；辩证法与德国古典哲学
卢卡奇与柯尔施都看到无产阶级无法脱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进入真正参与到革命运动之中，参与历史的生成。具体而言，卢卡奇看到物化意识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控制；而柯尔施看到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人的控制。而二者都相信可以通过辩证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并都要求复活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之中的关系。
在辩证法问题上，卢卡奇与柯尔施都关注如何通过对历史哲学的自觉而上升到历史主体。具体而言，卢卡奇认为辩证法能够让无产阶级达到历史总体的高度，使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觉醒；而柯尔施认为辩证法在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既意味着被批判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关系，又意味着批判活动本身与革命实践的有机联系，
（2）相异之处：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
相较于柯尔施，卢卡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即通过物化意识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进行了批判。卢卡奇把物化意识与辩证法的关系，看作工人在形成阶级之前的直观的、自发的意识，与工人在形成阶级之后的中介的、自觉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差异的表现，并以此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于弥合作用，以促进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成。
而柯尔施面对“朴素唯物主义”对人的控制（马克思主义也深陷其中），他只停留于工人运动的低潮来解释这一现象，而未追溯这种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根源。此外，柯尔施把“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看作是完全割裂的两方面，没有考虑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二者之间的作用问题。
此外，柯尔施对辩证法的双重内涵的阐述比卢卡奇的阐述更为清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把辩证法落实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即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认识，以及无产阶级历史主体地位的认识，而阶级意识的实际主体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们。由于现实主体是工人群体，这就有可能把辩证法仅视作工人的自发意识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之间的对立问题，而忽略了工人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关系。这就为灌输论与精英论留下了空间。
而柯尔施则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更关注工人群体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关系，即通过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识形态批判，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把握，并超越之而上升为历史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