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的大学在北京。大一时在郊外的新校区，配套很差，食堂的饭菜难吃，宿舍楼里只有公用水房……以至于在这个大学校园里，没有青春的浪漫，热闹的社群，活动空间只有图书馆、教室和篮球场，十分乏味。
可令我的困惑的，并不是这里像不像“大学”，而是完全失去了人生的方向。18岁前，我活在父母的期待里，动力十足。当考上名牌大学后，满足了父母的期待，我却没了学习的动力。我的专业是保险，调剂的，我不喜欢，但让我自己说喜欢哪个专业，我也想不出来。舍友们也纷纷开启“懒洋洋模式”，我们开始了逃课、睡懒觉、吃吃喝喝，混日子。
大二，我们搬回海淀主校区，校园不大，但配套齐全，交通便利。回了城里，我们继续荒废着学业，三五成群地四处游玩。混了几个月后，我注意到舍友秦梓宁经常去教室复习功课。她说：“不知道干什么，那就先好好读书。你没事干就跟我去上自习吧。”那天我跟着她去了教室，拿了本书看了1小时，只翻了不到10页。太没劲了，就独自去了图书馆。
闲散的日子里，我没机会遇到爱情，也不想上自习，就经常去图书馆看书翻杂志。人物传记、小说故事、天文地理、医学科技、金融政治，专业课之外的书我都看，但我的阅读漫无目的，纯粹为了打发时间。
读大三时，我和苏雅成了好朋友。我们虽然同班，但之前的交集并不多。直到跟她走得近了，我才知道，从大一到大三，她每周都风雨无阻地去 上课。虽然商科学生很难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但苏雅还是坚持背英语：“先考试才能申请，申请不到再说。不试试怎么知道？”
大三下学期，秦梓宁决定考研，飞速切换到备考模式。见她每天抱着书来来回回，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要考研？秦梓宁告诉我，她暂时没有就业的打算，就想选一个喜欢的大学继续深造，然后问：“你想好了吗？不考研就准备找工作。”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只觉得工作有些遥远，考研也提不起劲头。
在临近毕业的那一年，秦梓宁复习备考，苏雅参加托福和gre，我继续在迷惘中浪费时光。还没等我想清楚来日的路，毕业季就来了。无暇掂量自己的实力，我仓促决定考研，目标地：上海。
然而，大学4年的学业荒废，此时积累出了苦涩的果子——我落榜了。沮丧了几天，我决定在北京找工作。当我踏进“双选会”的时候，已经是2001年2月。
夏天时，苏雅没能出国，但凭借流利的英语去了北京的一家知名外企。秦梓宁如愿考上了研究生。班里大部分同学奔赴北上广深，返乡就业的不足10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没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我勉强接受了姑姑的 衬，回到家乡隶属的省城a市落脚。
离开北京的那天上午，我站在南下的火车上，隔窗看着送别的同学们越来越远，突然哭得很伤心。我说不清伤心的原因，但知道肯定不仅是因为离别。直到20年后，当我回顾自己的大学时代，才恍然明白：考上重点大学是我的人生历程里最高光的时刻，那之后的每一步都是下坡路——或许，那一刻的我，是在为自己而哭。
?
我回到家乡时，肖潇也上班了。她是亲戚家的孩子，比我小1岁。我们两家在同一个学区，我们读的同一所小学，初中时是同班同学，高中时，我考了本市的重点，她进了次重点，大学时，我去了北京读重点，她考了本省的重点。因为是“同一届”的孩子，亲戚们没少拿我俩比较。
毕业时，肖潇没有考研，也没有努力谋求省城的高薪单位，她权衡利弊后，选择了老家的一个国有银行，捧上了铁饭碗。得知肖潇的选择后，我默默感叹了一下：银行是好单位，可惜不在省城，没什么发展。但转而想到自己在省城的新工作，心情也挺沮丧——在我的认知里，像我这样重点大学毕业的学霸，“返乡就业”简直是个笑话。
即便不甘心，我还是如期去单位报到了。公司是国内保险业三巨头之一，当时还是国企编制，提供集体宿舍，五险一金，年节福利。工资不高，但旱涝保收，部门经理和蔼可亲，一到下班时间就提醒大家“早点回家，按时吃饭”。
父母觉得我的单位挺好的，亲戚们有些惋惜我没能留在大城市，却也觉得工作稳定总是不错了。只有我看着简陋的宿舍，满心郁闷：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该在北京，上海，广州也行啊……想着留在大城市的同学们，我觉得自己特别失败。
在前辈的指导下，我很快就能独立工作了。每天审核保单，报送系统，再盖章交付。简单又机械，重复又乏味。干着这份高中毕业生都能轻松胜任的工作，没过多久我便失眠了。在那些睡不着的夜里，我一遍遍地后悔自己大学时没有好好读书，后悔没有提前为求职做功课，后悔毕业时没有到其他大城市去尝试……越想就越确认，“返乡就业”是错误的。
我再也无法安心工作，向父母抱怨工作的各种不如意，然后提出了辞职到广州闯荡的想法。
我的离职计划还没实施，爸爸就突然打电话来，提议我去英国留学——原来，妈妈无意间参加了一场留学推介会，得知去英国读研究生只需要20万出头。她想起我每天的抱怨，决定让我出国“镀金”。
“家里还是能拿出这些钱的。你妈说，你现在工作不顺心，与其没头没脑地去广州闯，不如多读点书。本科学历不好找工作，研究生肯定行吧？”在妈妈的认知里，“高学历”是一切安稳幸福的保障，也是改变命运的捷径。而爸爸一向顺着妈妈，瞧着我天天抱怨，他也不安乐，就支持了她的决定。
挂掉电话，我犹豫起来——我家只能算是一个温饱有余的家庭，我若出国，那些学费就都是爸妈的养老钱——确定要拿他们的养老钱去留学吗？我在街头发呆很久，又一次想起荒废的大学时光——如果我好好学习呢？
我这样问着自己，然后做出了决定：这是一次翻盘的机会，只要勤奋学习，拿到学位，就能重新回到北京，和同学们站在同一条跑道上。
至于留学之后的每一步该怎么走，我没有多想。我迅速辞掉了干了5个多月的工作。离职时，有位男同事特意来送我，并表达了好感，我假装不懂，微笑告别。我相信自己有更广阔的未来，没必要在小地方浪费感情。
一周后，我申请了伦敦的一所大学。父母拿出所有积蓄，又向姑姑借了5万，凑齐了30万元经济担保。
2002年5月，我的入学申请被拒绝，中介提议申请另一所伦敦的大学，还没想好要不要继续申请，姑姑就打来电话，要取回那5万块钱。那天下午，阳光透过客厅的窗户照在地上，爸爸说：“既然没申请上，是不是就不去了？”妈妈则表示，可以问小姨借钱做担保，然后问我：还要不要去？
我因为被拒，心里压抑得很，一听到爸爸要打退堂鼓，愤怒和不甘顿时在心头翻滚起来。恶狠狠地瞪着地板一会儿，我闷声说：“我再申请一次，如果又失败，我就去广州！”
?
在我等待英国的入学通知书时，家族正为肖潇庆贺——她在工作里结识了一个斯文、得体的男生。他在县城长大，毕业于北京某重点大学，因为赶上了“包分配”的末班车，进了县城的一个事业单位，调动的机会也是有的。肖潇的父母毫不嫌弃准女婿在县城工作，飞快地向我们一大家子人做了正式介绍。第一次见到高大帅气的准妹夫，我忍不住感慨了一下妹妹的好运气，但并没多羡慕——我憧憬着留学带来的美好前景，谈婚论嫁？为时尚早。
2003年3月，我拿到了签证。出发前，家族聚餐为我送行，欢声笑语中，我仿佛回到了大学升学宴的那一刻，心头却不知为何突然滑过一丝隐约的恐慌：万一留学回来还找不到好工作呢？但我不敢细想。
抵达伦敦后，我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英语附加课程。自由的氛围，陌生的风俗，让我压抑的心情舒畅不少。我结识了一群来自国内各地的留学生，课余时间，扎堆玩乐。我尝试了很多从未做过的事，遇到了几个有趣的异性，经历了一两段短暂的感情。
我不敢在学业上分心——那些朋友都出生在富裕之家，父母非富即贵，我和他们不一样的。此行我拿走了父母的全部积蓄，必须在毕业时拿到学位，然后回国挣钱——留在英国，我从未想过。
?
2004年秋天，我毕业回国。和我同级的几个同学因为论文不及格，不得不重修学分，付出了每门课1500英镑的补考费。
我回到家时，肖潇正在报考省城的公务员——她男朋友半年前调到了省城，要守住爱情，她也必须去省城，但又不打算放弃铁饭碗。得知妹妹的煎熬，我有些同情，但我自己也没有着落呢。
我很快联系了在北京的同学们，再次北上。长辈们以为我能顺利谋得一份好工作。然而，事与愿违。在京的同学都处在事业起步阶段，除了 忙递简历，能 的有限。
回到北京第一周，苏雅 我争取我到了一次难得的外企面试机会，遗憾的是，我没能通过。没有纠结这一两次的失败，我安顿好自己后，就在各大就业市场奔波。依靠英国的学历，名校的背景，我获得了几十次面试机会，却总是止步在最后一轮考核，无论是面试还是笔试，被拒绝的理由不外是：笔试不及格，终面被刷掉，性别是女生，云云。
最可笑的一次，一个外企的hr经理在面试时说：“我觉得你对企业的架构几乎一无所知。你不适合这份工作，但我可以告诉你，一般来讲，大公司都有这样的组织结构，岗位设计是这样……招聘需求是这样……”她免费给我上了一堂职场基础课，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惊讶，夹杂着怜悯。
走出那座写字楼，我回想着她的话，突然意识到：国内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得多，对员工的要求也在时时更新。自己对就业市场的了解太有限了，准备一点都不充分，不仅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就连最基本的知识储备都不合格。面对残酷的就业竞争，“海归”的金字招牌反成了我的短板，因为——高不成低不就。
我那天站在街头很久，第一次感觉到某种寒冷。
在北京求职无果的日子里，友情给了我安慰。抵京之初，苏雅收留了我，可我不想干扰她与男友的同居生活，坚持搬走。秦梓宁在天津工作，待遇不错，工作不忙，男朋友也不在身边，每逢周末，她就邀请我过去小住，吃吃美食，散散心。某个周一的早上，我在阳光里睁开眼就接到了已经去上班的她的电话：“家里有面包牛奶，你自便。中午来我单位一起吃午饭。”又说：“你还没找到工作，如果不够用，抽屉里有，你先拿去。”
我没有拿抽屉里的钱，但秦梓宁没猜错，我兜里的钱越来越少了。不久，我搬到了合租公寓，和13个女孩共用洗手间和浴室。再不久，我卖掉了随身的笔记本电脑。因为求职心切，我还跌入了“付费兼职”的骗局。
可我不想再向父母伸手了。为了支持我读书，他们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债。想起父母为我付出的一切，对比此刻的屡次碰壁，留学带给我的不再是憧憬满满的光明未来，而是一块沉甸甸、压在心口的大石。
?
权衡着现状，我把目光又向下调整了一档。2005年夏天，一个小移民公司录用了我，底薪2500元，项目提成8%，每月最多加班4天，加班费120元/天，没有五险一金和节假日福利。我自我安慰说：先生存后发展，骑驴找马不丢人。
上班第一天，七八个同事投来奇怪的眼神——我知道他们在惊奇什么，却也无暇顾及所谓的颜面和虚荣了。
我上班不久，秦梓宁就结婚了，然后随夫赴美，她计划在美国再次深造并定居。苏雅和男友的爱情也修成了正果。闺蜜们各自成家，我也和同事们打成一片，适应了公司的工作节奏。因为老板不时利用我的“海归”身份来招揽客户，我每个月都有项目提成，可公司的业务价格不高，量也不大，无论如何努力，收入都在4000上下徘徊，在北京养活自己都勉强得很。
工作的日子长了，我又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会过着这种生活？这时有个男同事向我表白了——可两个低收入的“京漂”有什么未来呢——我断然拒绝。之后，小姨又给我介绍了一个有房的“沪漂”，可我当时只想在北京立足，异地恋，太遥远了。
2006年年末，肖潇结婚了——数次考公无果后，她突然得到了一个调往省城的机会，然后以最快速度敲定了终身大事。听着妈妈在电话里讲述她的婚礼，我又一次掂量起自己的现状，艰难地承认：这样的北漂是没有希望的。
次年3月，我南下广州。
?
我在广州的一家留学机构找到了工作，负责英国业务，工资5000元，有项目奖金，有社保。新东家在当地行业排名第三，主营业务涵盖了美英加澳，员工近40人。
工作之初颇为顺利，居住也还顺心，唯一的烦恼是公司开设英国业务时间不长，客户不多，签单寥寥。2个多月后，我发现自己很难融入团队，而原因简单得可笑：我听不懂粤语，可公司九成员工都是广东人。她们扎堆吃午饭，讲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聊着我不明白的笑话，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她们也不喜欢我加入，因为碍着我的面子，她们要讲普通话，看起来，她们并不喜欢迁就我这个外来人。
尝试融入了几次，我感觉到了排斥，傲娇脾气也发作了，干脆不再理睬她们，除了必要的工作接触，独来独往。
?
一天中午，我正闲着，qq突然闪烁，欣兰呼叫我——我俩算是老乡，她出生在省会 a市，我们在国内是大学校友，在英国也是。欣兰是个“官二代”，家里有房有钱有权，人很聪明，也勤奋上进，留学归来，她回了a市工作，依靠自己的努力，在一个留学培训公司爬到了项目总监的位置。我却从“北漂”折腾成了“南漂”。
得知我混得一般，她说她所在的培训机构，不但有留学咨询，还有合作办学项目，英语培训，法语培训，业务版块更齐全，业务规模在当地算得上行业第一。讲完近况，她又敲过来一段话：“当年我们一起留学的几个都回了原籍，大家都混得不错，只有你……我觉得不太如意。现在有个机会。我这个部门缺个副总监，你若愿意回来，待遇不会比广州差。”
我有些惊讶她的提议，回复道：“现在不知道，我想想。”
但我并没有认真思考欣兰的提议——同事的排外不可能成为我离职的理由，何况还是回到a市。
就这样，又过去了2个月。
一个下午，老板唐总突然找我谈话，办公室里，副总老金也在座。见我进来后，唐总开门见山：“有人反馈你的翻译水平一般，签单成绩平平。”
我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指责，错愕不已。愣了一下，瞥见了老金，才大概明白了老板找我的原因——英国组、加拿大组、美国组，都是向老金汇报工作的，他麾下最得力干将，是杨晏，一个地道的广州美女，虽然我不属于她管，但工作汇报绕不开她——可我不明白杨晏为什么告我的状，我自问没得罪过她啊。
没时间想清楚，我犹豫了一下，反击说：“上周，金总安排翻译一个加拿大申请文件，如果我翻译水平有问题，为什么要让我 忙修改？而且这几个月的咨询电话都转到了杨晏那边，没有咨询和跟单的机会，我怎么签单？”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辩解，老金脸上明显地掠过一丝尴尬，却没做声。唐总瞅了他一眼，也没做声。我瞧着两个男人表情，感受着奇怪的氛围，莫名地想起同事们的“鸟语”和排斥，突然觉得这个公司很可恶。心头窝着火，我打破沉默说：“既然有这种反馈，不如这样，您给我3个月时间考核，如果我签不下3张单子，自动请辞。”
唐总同意了，但提出了考核期降薪1000元的条件。没得还价，我接受了。
所谓考核只是缓兵之计，我不知道唐总和老金为什么没让我直接走人，但也明白，身为打工人没有资格刨根问底，与其浪费时间和公司扯皮，不如想想如何应对。那晚我独自在屋里回想着从“北漂”到“南漂”的数年，斟酌着是留下还是返乡，直到想起逐渐年迈的父母，突然觉得自己执拗得可笑——我一心向往大城市，到底是为了虚荣和面子，还是真的喜欢它们？
对着月光，我感叹着自己的颠沛流离，想起了欣兰的提议。收到我的信息，她欣然回复：“回来吧，亲爱的。我会把一切安排好。”
考核第二个月，我交了辞职申请。老金装作惋惜，假意挽留说：“我知道你很努力。其实你不用辞职的，慢慢做嘛。”
我没有天真到听信这种台面话，假笑着敷衍了过去。
?
我又回到了自己曾经鄙夷的a市，一头扎进了第四份工作。这份工作提供社保，月薪和广州持平。得到欣兰的指点，我很快把握住了工作节奏。或许因为心境变了，我不觉得这个城市讨厌了，爸妈得知我安顿下来，也舒了口气。
然而，欢快的日子只过了不到1个月。
一天晚下班，欣兰邀请我吃晚饭，然后告诉我，她已经交了离职报告，将在夏天离开公司：“这件事只有姜总和hr知道——我妈那边有个新的机会，有机会就要抓住。”
我被她的话吓了一大跳：“你要离职？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如果知道我要走，估计就不回来了——我想让你回来接替我的位置。”她振振有词地回答，又承诺道，“我抓紧时间把关键性工作都教给你，半年足够了，到时你就接我的班。”
我一时分辨不出来她脸上的表情，也不知道自己除了震惊，心里是不是还翻涌着被欺骗的愤怒。在我看来，无论她出于怎样的好意，都不该向我隐瞒离职计划——我和新老板姜总素昧平生，对公司的业务所知有限，如果早就知道她即将离职，我就算换工作，也不会草率地离开广州。
事实证明，欣兰的打算落空了——她离职1个月后，我所在的部门就被裁撤了，我被调往营销部，新上司傲气凌人，但工作上颇有创意，新搭档温柔有礼，对我颇为关心。之后的几个月，我对广告营销的认识突飞猛进，和新搭档也发生了一些情感纠葛。
可还没等我把感情问题梳理好，hr的通知突如其来：按照姜总的意思，我要调到合作办学部去，取消原本的副总监职级，降为副经理，减薪1000。
我毫无思想准备，瞪着hr不出声。见我突然面目狰狞，hr停顿了一下，问：“你是不是曾经给姜总交过什么‘可行性计划’一类的东西，被他否决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么决定，只听到他说，你的策划他很不满意。”
我从没提交过什么策划案，更不知道这番指责从何而来。没有时间分辨真相，我只能机械地回答：“没交过。”
她惊讶地看看我，不再问，只安慰说：“你先过去，以后还有机会调回来。”
面对莫须有的指责，我该拍案而起吗？我当时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沉默了一会儿，我签了字。
这是我第二次遭遇职场滑铁卢。迄今我也不知道那个子虚乌有的指责是怎么一回事，可追究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我索性搁置了感情的困扰，不再花心思挽回局面，决定转型——留学、移民、英语培训，这些业务内容在海外教育咨询行业都是糅合共生的。在我看来，伴随着国门不断开放，新生代的英语水平只会越来越高，留学也会变得越来越简单，这个行业早晚会没落的。
想起在北京的见闻，我打算往管理咨询方向转型，却不知如何着手。闺蜜们或者忙于家庭，或者奔波于事业，无人能给我有效的建议。无解中，我怏怏地去了新部门报道，工作之余，就在迷惘中苦苦思索。
?
在新部门2个多月后，我和同事宁宁交上了朋友。宁宁也是本地人，法国留学回来的，和我一样出生在普通人家，妈妈做生意，爸爸上班，家境殷实，却非权非贵。彼此熟悉了后，我觉得宁宁不会告密，就把想转型的打算告诉了她。她没有吃惊，想了想说：“我有个培训圈子， 你留意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