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15的声音依旧平静,但语气中却多了一丝微不可察的坚定,仿佛在强调这个规程的重要性。
她的目光微微垂下,似乎在回忆那些独眼巨人在战场上的表现。
陈树生听着AK-15的讲述,眼神中闪烁着某种兴趣和思索。
格里芬指挥中心的档案架是金属材质的,常年被电子设备的冷风吹着,表面凝着一层极淡的氧化光泽,在顶灯的照射下泛着哑白的光。
档案架第三层的格子里,整齐码放着一排“战术行动指南”,每本的尺寸、封皮材质都完全一致,黑色哑光封面上用宋体烫印的标题格外清晰,下方还压着一行毫米级的小字——“格里芬战术部修订”。
最外侧那本的书脊已经磨出浅褐色的毛边,是无数次被抽出来、塞回去时,指尖与布料反复摩擦留下的痕迹;封面角落有一道深约两厘米的折痕,弧度规整,显然是有人曾将手册对折后攥在手里,或许是奔赴前线时匆忙带出,或许是在临时掩体里急着查阅战术要点。
翻开任意一本手册,纸张边缘都泛着旧纸特有的微黄,靠近页脚的位置普遍有轻微的卷曲,那是长期被手指捏住翻阅形成的自然弧度。
部分页面的空白处,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标注着细碎的字迹:“城区巷战中,人形与人类士兵的间隔需缩至2。5米,原3米易留火力死角”“重机枪架设点需避开积水区,避免部件锈蚀影响射速”,甚至有几页夹着浅灰色的便签纸,上面画着简易的战术草图,用箭头标注出班组推进的路线,旁边还写着“某次清剿行动验证,此路线可减少30%暴露时间”。
这些批注和便签的墨迹有新有旧,有的已经淡得几乎看不清,有的还带着未完全干透的光泽,层层叠叠间,清晰印证着这本手册经过了无数次的使用与讨论,早已不是一本冰冷的纸质文件,而是承载着实战经验的记录载体。
早期的格里芬,在指挥体系与行动模式上,几乎是完整复刻了军方的成熟框架。
彼时格里芬刚完成组建,临时租用的指挥室墙面还贴着未撕净的旧海报,会议桌是从退役军营里调拨来的实木桌,桌面布满深浅不一的划痕,那是早年士兵们用匕首刻下的标记。
当时负责战术制定的核心成员,大多是从军方退役的老兵,他们深知战场容不得试错——军方那套战术体系,是经过了近四十年的打磨,从边境防御战到城区反恐清剿,再到应对大规模叛军突袭,几乎覆盖了所有常见的作战场景。仅“班组协同推进”这一项,就经历过二十余次实战调整,最终确定的“三角阵型+交替掩护”模式,能将士兵的伤亡率控制在最低水平;而“通讯频率动态切换”方案,更是在三次高强度电子对抗战中验证过有效性,从未出现过被敌方干扰导致指挥中断的情况。
对当时的格里芬而言,从头摸索全新的战术体系,无疑是冒险之举。
刚组建时,格里芬的作战人员半数是缺乏实战经验的新兵,人形部队的调试也尚未完全稳定,若要从零开始制定战术,仅基础的班组配合训练就需要消耗至少三个月时间,而当时城区内律贼活动愈发频繁,多次出现平民被劫持的事件,前线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待“新体系成熟”。相比之下,直接借鉴军方已验证的战术,既能让指挥层快速上手(老兵们对这套体系本就熟悉,无需额外培训),也能让新兵和人形部队迅速形成战斗力——只需根据人形的作战特性,对部分战术细节稍作调整,比如将人类士兵携带的轻型机枪”替换为人形挂载的高射速武器,将步兵侦查范围扩展为人形的电子侦查半径,便可快速投入实战。这种借鉴,并非怯懦的模仿,而是基于现实需求的理性选择,是用最少的代价,为格里芬争取到了在乱世中站稳脚跟的时间。
如今,那些“战术行动指南”依旧整齐地摆放在指挥中心的档案架上,书页间的批注和便签被后来者小心保留着。偶尔有新上任的指挥员翻开这些手册,指尖划过泛黄的纸页和深浅不一的批注,能清晰感受到其中沉淀的重量——那不仅是一套套冰冷的战术流程,更是无数军人用实战经验筑起的防线,是格里芬从初创走向成熟的最初印记。
格里芬的创始人克鲁格老板,是一位目光如炬、行动果断的领袖。他的身影总是挺拔如松,仿佛从未离开过战场,而那双深邃的眼眸中,隐藏着无数场战役的硝烟与智慧。他曾经是一名身经百战的退伍老兵,参与过多次足以载入史册的重要战役,对军方的战术体系了如指掌,甚至能在脑海中清晰地勾勒出每一场战斗的细节——从士兵的阵型部署到炮火的精确落点,无一不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
在创立格里芬之初,克鲁格并没有孤军奋战。他深知,一支强大的队伍需要同样强大的灵魂。于是,他拉来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退伍老兵,这些人不仅与他有着相似的战斗经历,更带着对战场规则的深刻理解和对胜利的执着追求。他们中有人曾是特种部队的精英,擅长渗透与突袭;有人是炮兵专家,能在千里之外精准打击目标;还有人精通后勤调度,确保每一场战斗都能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些老兵们,带着各自的专长和荣耀,汇聚在克鲁格的麾下,共同为格里芬的诞生注入了最初的灵魂。
他们一起构建了格里芬最初的战术框架,将军方的行动手册作为蓝本,但并非简单地照搬,而是结合自己在战场上积累的宝贵经验,进行了一些微妙的调整。例如,在传统的阵地战中,他们增加了更多的机动性,让部队能够更灵活地应对突发情况;在情报搜集方面,他们引入了更先进的科技手段,确保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这些调整虽然看似细微,却在实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早期格里芬执行任务时,指挥室的战术屏幕上永远跳动着与手册对应的参数——城郊仓库清剿任务中,侦察组按《战术行动指南》第3。2章“区域渗透侦察流程”,先放出携带热成像模块的无人机,在500米外完成仓库外围布防测绘,数据传回终端时,误差不超过3米;部署阶段,三个作战小队严格遵循“三角防御阵型”,人类士兵持突击步枪守在阵型顶点,人形机枪手在侧后15米处架设火力点,间距精确到手册标注的“步兵战术安全距离”;就连撤退环节,也完全依照“交替掩护撤离方案”,先由侦查组断后,再让人形部队逐步收缩防线,最后作战小队按编号依次撤出,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多余动作,秒表记录的撤离时间比手册预估还快20秒。
那时的指挥官们,总将手册揣在战术背心内侧,封面贴着防水膜,边角被体温焐得发软。某次针对律贼囤积点的突袭任务,带队指挥官在断墙后翻查手册,指尖划过“重火力支援时机判定”条目,果断推迟机枪开火——后来发现,原定开火区域藏着三名被劫持的平民,若按预设时间射击,流弹极可能波及人质。这次任务最终零伤亡完成,缴获物资超出预期30%,而翻阅作战记录会发现,军方三年前对同类囤积点的突袭,因未严格把控火力时机,造成1名平民受伤、2名士兵轻伤。格里芬的“刻板”,在实战中转化成了更精准的风险控制,甚至在部分战术指标上,超越了军方的历史执行数据。
但这种精准,很快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显露出局限。老城区巷战任务是第一个信号——当时按军方手册调用两辆装甲车支援,车身宽2。3米的装甲车刚驶入巷口,就被两侧间距不足3米的民居墙体卡住,车轮陷进排水沟的缝隙里,动弹不得。律贼趁机从屋顶投掷燃烧瓶,若不是人形部队用盾牌组成临时防线,装甲车极可能被烧毁。更棘手的是重火力使用:手册推荐的“街区火力覆盖范围”,在密集建筑群中极易产生流弹,某次清剿时,12。7mm机枪弹打穿三层民居墙体,虽未伤人,却在平民中引发恐慌,后续配合度大幅下降。指挥官们在战后复盘时发现,军方手册里的“大规模正规战”前提,与格里芬面对的“小规模城市冲突”完全脱节——前者有开阔战场供装甲车机动、有明确交战区域避免误伤,后者却满是狭窄街巷与混杂的平民,按手册执行,无异于带着枷锁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