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突然的一件事
锦江的座上客中有一位法租界工部局董事、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负责人张翼枢。闻这人来头颇大,直接通法国政府,连上海杜月笙都得敷衍他,蒋介石也联络他。蒋的外交部、上海市府都要送他机密费,一送就是几万元以上。前面说过的锦江搭盖接通后弄恒茂里的天桥那件事,是由杜月笙通过他,才得到法公董的临时会议的许可,发给临时营业执照的。
抗战开始时,有一天张到锦江吃饭。饭后留片嘱招待员阿宝转给我,片上写:
“杜先生已离沪去港,董先生今后有事可以找我。”我看过卡片,心里颇为高兴。
因为,当时上海社会呈现出另一种复杂的气氛,无论是锦江或是我本人,以后会发生些什么样的祸事,是很难说的。张翼枢不是普通身份的人,他自己愿意帮助我,太好了。我就天真地这样想了。谁知不久他又来电话邀我在国际饭店进餐。这回我却很惶恐,他为什么忽然要请我吃饭?感觉到这是不祥之兆。但又怎么办呢?为了锦江的命运和迫于当时环境,不能不硬起头皮赴这次“鸿门宴”,敷衍应酬一下,见机行事吧!当我到国际饭店二楼口时,问服务员:“张先生请吃饭,在哪一桌?”
服务员指着对面角落,“喏!”我远远望见穿着灰色绸长衫、身材不高不壮,只有他一人,我吃了一惊!这使我的神经感到了一阵紧张,心里忐忑,犹豫一下,镇定一会儿,终于鼓着勇气走近几步,见他五官一般,但一看便知是深通世故,精明、有计谋的能人,约五十几岁。我装着自然随便的样子走上前去。他看见我,第一句话,便是一般女人最喜欢听的:“你真漂亮,风度这么好。”当时,我穿着四周滚黑边的白色sharksk绸料(此料产于菲律宾,有麻丝成分,高贵、凉爽)西服上装与同样料子的裙子,白色高跟皮鞋,未烫发,梳一个发结,如此而已。他热情地招待我,连敬我几杯白兰地。酒后露出真相。对我开门见山地说:“你的身世我全知道,很敬佩你。我很爱你。当然你是不知道的。也绝不会相信我在暗地里对你抱着如此热烈的爱情!”我说:“张先生,我们初次见面,怎么说得上这些?”“我爱你已过十年了。十年前有天,你坐在黄包车上,车过杜月笙大门口,我正去杜家,就看见你了。那才是第一次。像你这样的女人,非凡的才干和智慧与经营事业的能力,要是能和我成为眷属,在事业上彼此都会有所帮助,可以干出一番更大的事业来!至于经济方面,你需要多少都不成问题。明天我去香港,一星期后回来听你佳音。我是真心的,你不要见怪。”这是个晴天霹雳。我当晚回家神经很紧张,千思万想,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应付这道难关!想到这人不好惹,应付得不妥当,可能有祸事。张离沪后,我抓紧时间打听他的一切情况。从侧面了解到:他在法国政府的地位,确实是法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重要人物,家有老婆,儿女成行。我听到这些,神经更加紧张。前思后想,好像我的人生道路走到这里,又出现了猛虎拦住去路,已到了生死的关头,真是左右为难。我是举手缴枪投降?还是和他拼个死活?
既然不愿意被歼灭当俘虏,就得想出一个高明的办法去对付他。想来想去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据自己的经验,什么事只要有勇气,肯想、肯做就不会是死路一条。
等他回来再说。我就这样想着、等着。
张从香港回沪,送我一只手表,本想拒绝,一转念这样做反而不妙,显得不大方,遂就收了下来(后来把它给了大女上学用)。首先是我时而推病,时而推事地和他敷衍周旋,但是他依然追得我很紧。不断来电话,他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可怕。
在无可奈何中,我想出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绝妙好计。有天下午他在上海新新公司楼上餐厅开了房间,来电话约我去。他见我到了,很高兴!叫服务员开饭。饭问他笑眯眯地边吃边问我:“一个多星期了,怎么?决定了吗?”我平静地和蔼地对他说:
“我能得到你的帮助当然太好了,你要我与你成眷属,我也同意。但你必须先和你妻子离婚。”“这怎么可以呢?”他意外地吃了一惊。“那么,难道我俩租幢小房子,马马虎虎过活一辈子吗?你既然深知我的身世,又蒙你尊重,想来不忍心让我做你的小老婆吧?”
他低头半晌不语,最后他说:“像你这样美貌、聪明而事业心强的女性确实少见。但是你必须知道,没有政治和经济力量来支持你的事业,想得到发展是困难的。
同时你又是女子,不是随便能在上海站得住脚的,你再仔细考虑考虑。”后面几句话分明是在威胁我。我心想:“谁要你这样的支持。”我便反问他:“那末你的意思是不肯离婚,那你也太不替我想了。”他未吭声。他喝了不少酒。我们谈话很简单。饭毕,他送我回家,在汽车里,他低着头,默无一语,呜呜地哭。到了凡尔登花园家门口下车,他和我紧紧地握手,泪汪汪地看看我,转身上车走了。此后,再也没见过他。
由于我的态度始终温和而又坚持这一条件,因而他并不疑心我不愿意和他结婚而恼羞成怒,他也许认为无非是条件问题,而这条件又是合情合理的,不能见怪于我,于是他只好知难而退,不再纠缠了。可是光怪陆离的上海滩,女人受骗受害者比比皆是,我不知张某是何许人也,在那段时间里老是胆战心惊寝食难安,随时都感到似乎有祸事临头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