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完信条,大吃一惊,原来陈志皋这个人披着进步的外衣,以所谓“左倾”
的面貌出现,真不知有多少人受了他的欺骗?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看问题要怎样从现象到本质;从形式到内容;什么是阶级观点;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帮凶;
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和走狗。这是一次深刻的政治课。
难友义助百元有天下午,在照例打开铁栅栏门放我们出去洗脸的片刻间,说也奇怪,我一点也不害羞地、开门见山地问那些脸面生疏的人说:“你们哪一位有钱借给我,我的律师陈志皋公费不付清不肯出庭,他是捕房里吃得开的人,他不出庭开庭就会老是延期……”我话未说完,有位姓石的四川人马上慷慨答道:“我有!
我有一百元邮局汇票,藏在裤带里没有被抄出,拿去吧!”他说完,毫不犹豫地就把汇票递给我了。于是,我写了一封简单的信给陈志皋,内容是:公费六百元并不少,目前,我家四方设法才凑到二百元,现再附上汇票一百元,余数一俟释放就付清。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来日方长,请你帮助……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他不要再一次又一次地拖延开庭。这信和一百元汇票是请安南巡捕转交给国琼的。一方面,又嘱国琼女和友人另外聘请律师吴经熊。那时候,吴正在南京为孙科起草“宪法”不能来沪,他代请了俞承修(据说曾任过上海法院院长),这位俞律师很出力。
石某在这样情况下,慷慨解囊将仅有的一百元帮助一个陌生人,虽然他是同情同样遭遇的落难人,但世上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何况,冒着风险助人更是凤毛麟角,这是证明一个人的品质和为人之道优劣的分水线。石某的强烈的同情心,令人十分感动!惜因当时在仓促之间,我无法问清楚他的名字和住处。无法报答,非常遗憾!祝愿他还健康地活在人间!
有天午夜,安南巡捕偷偷地告诉我:“我从内线打听到,你大概要被判五年,那你家里老人、孩子怎么办?听说孩子的父亲要把她们抓回四川了。我看你还是设法脱险吧!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尽力帮助你。”我考虑两天后,觉得硬拼对革命、对孩子前途都有损无益,还不如设法脱险为上策。决定听从安南巡捕的建议,设法活动,贿赂内线。安南巡捕就很热心地介绍了姓刘的大块头(名字忘了),一个在捕房内很活跃的人。通过他把上自法租界捕房有权势的律师费席珍,下至各层比较重要的人,都贿赂到了,总数约二千八百元,费席珍是五百元,讲好出狱付款。刘作担保人。在这些人看来,由于我的社会关系,只要我愿意开口,这点款子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刘才愿意作欠款的保证人。
薛苔华立路监狱正在这时,捕房当局忽然把我押解到旧法租界薛华立路大监狱去了。那位安南巡捕从此再也没有见面。他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到现在还铭刻在心。不知他后来有无因为我许给的贿赂落了空而受到捕房的处分。这位异国朋友,不知现在何处?当时的安南就是越南。越南在当时被法国侵略,沦为殖民地,估计这位安南巡捕是进步分子。
到了薛华立路大监狱(现名建国中路,监狱改名上海第二看守所),这里房间小得仅够两人住,吃睡都在地下,大小便都在这房间里。监狱长是女的,长相不难看,但是一副凶相。据说对政治犯是客气的。这里管束得更加严厉,从早到晚,鸦雀无声,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听到几声“克喱咯啷”。守狱人照例是把铁栅栏锁打开,于是大家出来坐在门前水泥地的过道上吃饭,一排人中有人吃不完的,大家不怕凉不怕脏,争着把剩饭剩菜拿过来,用布片包好饿时再吃。我也拿过两次,活像一群哑巴叫花子。这里处境比捕房还要艰苦,在捕房里有时还可以隔着铁栅栏门高声说话和另外栅栏的人通气,还可以通过安南巡捕知道一些里外的消息。此地则稍有触犯一点规章就要挨打受骂。不是贿赂了吗?为什么反而进了正式监狱。不懂!估计受贿的人有意这样做,免得让人家疑心。当时,我深深体会到:捕房就像一座人间魔笛,牢狱则活像一座人间地狱。
某天,突然来张传票,通知开庭日期。我从牢狱走到法庭,看到我那好久不见的父亲和孩子们都站在法庭门口。当时,还有中国公学学生刘良,还有小张先生和其他友人,青年们也都愁容满面地站在那里等候开庭。被一层惨淡阴云笼罩着的大女国琼偷偷地找了个机会和我讲了几句话,然后望着我不敢再作声。我因怕感情突破理智的防线而丧失意志的尊严,立即转回到“一切听便”的境界。所以,在这样惨淡情景下,我倒沉着镇定了。
我见有关此案者共有五六人,他们站成一排。
贿赂、释放我知道陈志皋是不会为我出力的,而俞律师是中途搭手的,怕他得到的材料不全,所以一开庭,我就滔滔不绝地替自己讲了一番。也是有意地把材料暗示给俞承修律师,让他好辩护。果然,俞律师根据我的讲话,他为我辩护得非常好。原告包探因为没有敲到竹杠,在庭上对我的句句话都顶得很厉害,还胡说八道。
捕房律师费席珍则没有开口,我也就胸中有数了。不一会儿,法官宣布退庭。
退庭时,我朝着站在旁听众人间的父亲、国琼女,举手飞吻,旁听席上顿时所有听众激动得几乎哗然。事后,友人告诉我,当时国琼一进开庭的候审室,就往椅上一躺仰头久久不语。啊!十六七岁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