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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膏肓疾赋不是伪作（第1页）

《柳宗元集》卷二有《愈膏肓疾赋》。《中华书局》1979年版对它的题解是：《成》十年《左氏》：晋景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肓，鬲也。心下为膏，公借此以论治国之理焉。晏元献尝亲书此赋云：肤浅不类柳文，宜去之。或曰，公少时作也。

《柳宗元集。附录》专有《辨伪杂录》，对此篇的辑录是：

此赋肤浅不类柳文，宜去之。（晏殊语。见本书本篇题下注）

校点者按：音辨、五百家、世彩堂、济美堂、蒋之翘本题下注及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柳州文可疑诸篇》亦有此说。即：

其词气似柳少作，未谨洁奥峭耳。（何焯《义门读书记》）

此非柳文，他唐人为之耳。（吴汝纶《柳州集校勘》）

可见古代许多学者认为《愈膏肓疾赋》是伪作，而今人却对此沉默不语。笔者则认为此篇就是柳宗元的作品。

认为是伪作的唯一理由是：“肤浅不类柳文”。这可以指两个方面，首先是内容一般化。何焯认为“其词气似柳少作，未谨洁奥峭耳”，实际也是同样的理由，只不过不认为是伪作罢了。这个理由是不符合实际，因而不能成立的。

《愈膏肓疾赋》内容正如题解所言，是就《左传》著名的“膏肓”典故而论治国之理。即与柳宗元许多文章所反复申述的一致。如《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励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寄许京兆孟容书》：“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可见并非内容一般化。而且具体来说，《愈膏肓疾赋》是论在如桀纣那样的昏君时，大忠大贤之臣也要、也能治国。这尤其新颖而深刻。

《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桴于海。’”“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卫灵公》：“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尽心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一般贤良忠臣奉行的原则，它自然是高尚而从来无可非议的。而《愈膏肓疾赋》却对此另提出一个补充而提高的思想境界：在“穷”的境遇下也要求“达”；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使桀纣那样的昏君治国。这就是柳宗元所景仰的《离骚》的精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表现这个新的论题，柳宗元对“膏肓”典故在细节方面有四处修改。

《左传》原典故的起点是“公疾病”。柳文变异成为：“景公梦疾膏肓，尚谓虚假，命秦缓以候问，遂俯伏于堂下。公曰：‘吾今形体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明显的把有重病这个事实隐蔽了，而且把景公写成讳疾忌医的人。这是最关键性的改变。原文在医缓说了“疾不可为也”之后，是：“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如此结束了这个典故的叙述。而柳宗元《愈膏肓疾赋》增加了医缓说“针灸不达，诚死之端”一层，使原文的“疾不可为也”更具体化。是第二处修改。又增加了景公对医缓的讽剌：“哂彼医兮，徒精厥术，如何为之可观？”医缓又有“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国不理”的辩驳。把治病与治国联系起来，是第三处修改。

第四处修改是在“膏肓”典故中增加了以“忠臣”品名的人物：“爰有忠臣，闻之愤怨，忘废寝食，擗標感叹。”此忠臣感叹议论的主旨是：

“善养命者，鲐背鹤发成童儿；善辅弼者，殷辛、夏桀为周汉。……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扶匡；而忠义之心，岂膏肓之所羁绊？余能理亡国之刓弊，愈膏肓之患难。余今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为干撸，以信义为封殖。拯厥兆庶，绥乎社稷。一言而荧惑退舍，一挥而曦和匪昃。桑榖生庭而自灭，野雉雊鼎而自息。诚天地之无亲，曷膏肓之能极？”这样就完成了否定历来“治国在天”的宿命论，而新立“治国在贤”的人定胜天论。文章以医缓对此忠臣的赞叹与鼓励而结束：“佐荒淫为圣主，保夭寿为长年。皆正直之是与，庶将来之勉旃！”

可见《愈膏肓疾赋》不但不是伪作，而且应是柳宗元的一篇重要作品，受“伪作”说的影响，研究者对此篇都不注意。

说《愈膏肓疾赋》不是伪作，还有一个证明，就是柳宗元《非国语下。医和》。它是对《国语。晋语八。医和视疾》而作否定评论的：

平公有病，秦景公使医和视之。赵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文子曰：“君其几何？”对曰：“若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过是，晋之殃也。”非曰：和，妄人也，非诊视攻褽之专，而苟及国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诚不足闻也。其言晋君曰：‘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凡医之所取，在营卫合脉理也。然则诸侯服，则营卫离、脉理乱，以速其死；不服，则营卫合、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左传。昭公元年》也载此事，结束文句是：“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柳宗元对此良医与对“膏肓”典故的良医一样而特作批评。

柳宗元的赋及许多骚体文都是就古代著名的文献故实来引发的。《佩韦赋》：“柳子读古书，睹直道守节者即壮之，盖有激也。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慕西门氏佩韦以戒，故作是赋。”对于《瓶赋》，苏轼就说：“扬子云《酒箴》，有问无答，子厚《瓶赋》，盖补亡耳。子厚以瓶为智，几于信道知命者。”《乞巧文》是就《荆楚岁时记》所载妇女向织女星乞巧而立意谋篇的。《骂尸虫文》是就道教典籍盛说的“人皆有尸虫三”而骂。《憎王孙文》是就汉代王延寿《王孙赋》：而发挥“群小遂兮君子违”。《愈膏肓疾赋》从“膏肓”典故而发抒治国之道，在写法上也是一致的。

说《愈膏肓疾赋》“肤浅”所指的另一方面，是认为没有“……兮，……”句式，语言通俗，文字浅显。按，所指的这个事实是对的。如《佩韦赋》：“邈予生此下都兮，块天质之悫醇。日月迭而化升兮，渣遁初而枉神。”全篇都是如此句式。《解祟赋》《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也都是如此句式。而《愈膏肓疾赋》全篇仅有一个“兮”字，即“哂彼医兮，徒精厥术，如何为之可观？”然而《瓶赋》《牛赋》纯粹都是四字句，而没有一句是“……兮，……”句式的，而且全篇也都没有“兮”字。此两赋也是语言通俗，文字浅显的。作家的不同文章可以有不同的风格，不应该把不同风格的文章认为是伪作。

为了对比，可以把《愈膏肓疾赋》与《瓶赋》《牛赋》全文引录于下。

《愈膏肓疾赋》：

景公梦疾膏肓，尚谓虚假，命秦缓以候问，遂俯伏于堂下。公曰：“吾今形体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缓乃穷神极思，曰：“夫上医疗未萌之兆，中医攻有兆之者。目定生死，心存取舍，亦犹卞和献含璞之璧，伯乐相有孕之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处埏；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虽九窍未拥，四支且安。肤腠营胃，外强中干。精气内伤，神沮脉殚。以热益热，以寒益寒。针灸不达，诚死之端。巫新麦以为懺，果不得其所餐。”

公曰：“固知天赋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修不足欢。哂彼医兮，徒精厥术，如何为之可观？”医乃勃然变色，禳袂而起：“子无让我，我谓于自：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视生则生，视死则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国不理。巨川将溃，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将倾，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喻大，子今察乎孰是！”

爰有忠臣，闻之愤怨，忘废寝食，擗標感叹：“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绥之则寿，挠之则散。善养命者，鲐背鹤发成童儿；善辅弼者，殷辛、夏桀为周汉。……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扶匡；而忠义之心，岂膏肓之所羁绊？余能理亡国之刓弊，愈膏肓之患难。君谓之何以？”

医曰：“夫八紘之外，**之在，始自生灵，及乎昆虫，神安则存，神丧则终。亦犹道之紊业务，患出于邪佞；身之惫也，疾生于火风。彼光之与颠覆，匪药石而能攻者哉！”

因此而言：“余今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为干撸，以信义为封殖。拯厥兆庶，绥乎社稷。一言而荧惑退舍，一挥而曦和匪昃。桑榖生庭而自灭，野雉雊鼎而自息。诚天地之无亲，曷膏肓之能极？”医者遂口噤心醉，跼敛茫然，投弃针石，匍匐而前：“吾谓治国在天，子谓治国在贤；吾谓命不可续，子谓命将可延。讵知国不足理，疾不足愈。佐荒淫为圣主，保夭寿为长年。皆正直之是与，庶将来之勉旃！”

《牛赋》：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脰。抵触隆曦，曰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富穷饥饱，功用不有。泥陷蹙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缄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

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瓶赋》

昔有智人，善学鸱夷。鸱夷蒙鸿，罍罃相追。谄诱吉士，喜悦依随。开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颓然纵傲，与乱为期。视白成黑，颠倒妍媸。己虽自售，人或以危。败众亡国，流连不归。谁主斯罪？鸱夷之为。

不如为瓶，居井之眉。钩深挹洁，淡泊是师。和齐五味，宁除渴饥。不甘不坏，久而莫遗。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归根反初，无虑无思。何必巧曲，徼覬一时。子无我愚，我智如斯。

（原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但有较多的压缩删节，此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