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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敦煌文书推九曜行年容厄法等写本研究之异议（第2页）

按，1此四个数及次序应是：六十六、七十五、八十四、九十三、一百零二。它们的前面则应是2的“三岁、十二、廿一、卅、卅九、四十八、五十七”。3“男女飞柱天”是标题名称，应在“一百零二”即年龄系列之后。

这三段文字应是另一篇文书的。此三篇文书可以证明，每个年龄系列都是以九为等差的级数，共十二个。可以对比前述高书对《推九曜行年容厄法》的年龄的各种误录。

二、错误的剖析

高文第三节是《九曜算命术之剖析》，有三个内容。

“年龄的嵌入式。在九曜行年当中，年龄分别穿插在各曜的内容中，……主要是为了增加算命的神秘性，产生《文心雕龙。谐隐》所说‘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那样使人费解的效果，这是道士算命者故弄玄虚。”所谓“年龄的嵌入式”即把系列年龄分割在三处，而这完全是高书对原卷的认识错误。道士算命者是故弄玄虚的，但不在此处。真正的故弄玄虚，高书却认为合宜。

“年龄的重复少。……重复的年龄几乎看不见，除‘五十’、‘七十七’、‘七十八’以外，基本上各曜都是按照不同的年龄排列的。按九曜年岁吉凶所表示，‘五十’岁是个关键性的年龄，它可以是吉，也可以是凶。……年龄的重复少，表明了年龄对吉兆与凶兆的涵盖面积大，增加了人们‘对号入座’按年龄对各人不同命运的命中率提高，也就增加了人们对这种算命的信任程度。”但实际上这种年龄系列根本就没有一个重复的数字。所谓重复，完全是高书的误录。

“年龄与禁忌。……在九曜行年中没有‘七十三’的岁数，说明敦煌唐人是忌讳七十三岁的，认为它是不吉祥的征兆，故回避之；另外，水曜中列举的八十四岁也是凶兆的表现。……从《推九曜行年容厄法》可见，敦煌唐人中，似也忌讳七十三与八十四了。”实际情况是在罗喉年文字中脱失了七十三、八十二、九十一、一百等四个数。还有脱漏的十七、五十、八十及其他等数，难道也忌讳这许多年龄吗？没有七十三，是忌讳，明写着八十四，也是忌讳，高书自我矛盾。对七十三、八十四的忌讳是近代才有的，高书毫无根据把此迷信提前到唐代。

本件文书与一切年忌迷信一样，是预先把吉凶事项安排在所有的年龄中，到算命时却只孤立地说某个或某几个年龄的吉凶。这才是骗人的遮掩法。例如对本件文书所言的年龄，我们把它们以数字形式按原来九曜的次序排列起来；并且再从头继续安排，仍然与前一轮的等差级数相衔接。

可见，是利用级数的奇异性质，既不重复，也无遗漏。然而迷信决不让人知道这个总系列，以免从规律性露出故做神秘的欺骗。所以《推九曜行年容厄法》并不把“头蚀神”的罗喉星排在第一位，而是排在第七位。又把金木水火土五星也打乱次序。

三、对迷信的赞扬

高书第五节说：“九曜算命术实际是算命术、禁忌术、占卜术和巫术的融合体，是神秘民俗中的神秘融和体，又是中国算命术早期一种新型的探索成果，它又汇合进了诸多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但开出的却是一种鲜艳的带有毒素的曼陀罗。”曼陀罗的比喻恰切，而“探索成果……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的肯定性高评则两相矛盾。

高书第四节说：“《推九曜行年容厄法》，虽然是迷信的产物，安排年龄毫无根据，但是，它在完整保留九曜这种古老的天文学知识上，却显然有民俗文化史的价值。所以我们还不能将它完全地加以否定，它既有创新成分又有文化与民俗根据。”难道古籍对九曜别无记载？后人仅仅靠此算命术才知道的？此件只是套用了九曜的名字，岂能是“完整保留九曜这种古老的天文学知识”？

高书言：在唐代以前把太阳叫日、日车、日母、太阳、日轮、日君，这些“都不如敦煌唐人将太阳称为‘太阳神’那么优美、准确，以及影响的深远，与巨大的吸引力。把‘太阳’称为‘太阳神’，是敦煌唐人的卓越创造。”又说，比起“月、月宫、月阴、月府、月华、月轮”等词，“月神”之名也是敦煌唐人优美、准确、卓越的创造。然而这“太阳神”“月神”完全是丝毫不值得赞美的。

又言：“‘东方温没斯木星神’，首见敦煌唐人之俗称。称木星时间较晚：《金史。宣宗记》云（兴定元年八月）木星昼见于昂，六十又七日乃伏。”以为《金史》才有木星的名字，实在是不顾常识。

“《推九曜行年容厄法》内容中，既有俗文化的创新因素值得注意，又在古代天文学、民俗学、文化学方面为我们保存了民间的原始形态。从木星、火星、水星、金星、土星各例可见，九曜算命将天文学中的星宿理论引申进入人生吉凶领域，并不是凭空的向壁虚造，而是或根据传统民俗观加以发展，或根据古代天文学知识加以总结，所以名词术语无一不是有根有据的，足以见得对算命术探讨的严肃认真。”

“九曜算命术为唐代民间星命家所创造，它是我国算命术早期形态，我们如今不应当把它和江湖流行的算命骟术等同看待，因为我国早期的算命术，具有显然的民俗文化的价值，为中国民俗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九曜算命术和后来江湖流行的算命骟术等是一丘之貉。

四、关于《七星人命相属法》

高国藩对此卷文书的研究有《唐代敦煌的看相与算命》一文，刊载于台北《历史月刊》第27期（1990年4月1日出版）。高书中《敦煌九曜算命术与俗文化》一文的附录是《敦煌算命法：七星人命相属法》，实际是把《唐代敦煌的看相与算命》的要点作简述。所校录的p2675卷残文是：

午生人属破军星，日食豆三石八斗，受（寿）命九十五。

巳未生人属武曲星，日食大豆三石八斗，受（寿）命八十七。

辰申生人属廉贞星，日食麻子五斗，受（寿）命八十三。

卯酉生人属文曲星，日食麻、小麦九斗，受（寿）命九十五。

寅戌生人属禄存星，日食稻米一百六斗，受（寿）命九十五。

按，“受命”指领受寿命、享受寿命，无须校改为“寿”。对于关键的“七星”是什么星却避言。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占卜研究》正确指出：“这里的‘七星’以及与‘生人’的关系，已见于隋萧吉的《五行大义》卷四引《黄帝斗图》。七星‘一名贪狼，子生人所属，二名巨门，丑亥生人所属，三名禄存，寅戌生人所属，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属，五名廉贞，辰申生人所属，六名武曲，巳未生人所属，七名破军，午生人所属’。”但仍然未指出“七星”是什么星。

高、黄二君都以“日食”二字连缀成意，是很错误的。黄书有言：“所谓某年生人‘日食’某某若干。则似后出的说法，可能其中有外来因素的影响。”这是不确的。“日”字应当属上，作“文曲星日”之类：卯酉是文曲星所值之日。即是此年出生者的本命日。“食”不是动词，而是名词：粮食。名义指祭品，实际指给道士的酬金。

高书的解释更误：

“敦煌算命书认为，人的寿命不完全是命中注定的，后天获得性占有相当大的成分。午生人虽然命属破军星，破军为不祥之凶兆，但是它可以通过食豆。豆谐音为斗，故此物具有生命的魔术力，又增加了营养，故而可以改变原来破损之命运。相反，像命属文曲星、禄存星，命很好，本该长寿，但是仍然要不断增加自己后天生命力……可见人寿命非命定，有一大半掌握在人自己手中。如此看来，它和后世的‘麻衣算命’宣扬的一切命定有显然的区别。从此卷强调食豆麦米看来，它具有汉民族性特征，又如此强调农产品对生命重大价值，则兼有其农民性特色。”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高国藩《敦煌民俗资料导轮》也重复如此内容。而且赫然醒目的目录标题是：《〈七星人命相属法>的促进人体健康之价值》。其中说：“而其食农产品之数，则多具有象征性。‘三’为吉数，早有‘三阳开泰’、‘板（按，‘报’字之误）得三春晖’等之说，‘八’象征‘发’。‘九斗’，‘九’象征‘久’。‘一百六斗’，一百为完满，而‘六’象征‘禄’。由此可见，食品数既具有象征性，便不是硬性规定‘日食小麦九斗’非在一天内吃完九斗麦不可。而是根据人的实情，择吉而从之。”这却把近多年才有的“六、禄”、“八、发”谐音，说为唐代已有，错误的说为是象征。对文书中说的是麦、麻、稻不顾，只说“豆谐音斗”。

古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高书因观点错误，加上不做实际深入研究，捕风捉影，也是“欲加之功，何患无辞？”但粮食与生命的关系，还要经过算命才知道？“食大豆三石八斗”之类，不是一天的食量，又是多少时间的食量呢？向神求寿命的十足的迷信，今日的民俗学家居然高度评价：人寿命非命定，有一大半掌握在人自己手中。

下面是笔者对这些难点的探索。

《黄帝斗图》虽已把人的生年与七星相配，但没有“食豆三石八斗，受命九十五”这两层意思。《云笈七签》卷二十五《日月星辰部》有《北极七元紫庭秘诀》，是祭奉北帝七元真君求福求寿的科仪文。开篇说：“吴赤乌二年，葛仙公授之于太上魏朝时叶先生，传之于世。”葛仙公是对葛洪的三代从祖敬称。科仪正文是：

“太上虚无真要通紫庭魁（身）、魉（禄）、魑（福德男女）、魈（命）、魍（官职）、魅（寿考）、魑（妻妾奴婢）以上七位，用灯七碗，于道靖内明点。占其明暗，即知本位灾厄。”

那六个怪字，是道教对北斗七星名字中的字的神秘写法。所谓“七元真君”就是北斗七星，却给起了三套名字。第一套是：

一、阳明星，子生人属之，食黍米。

二、阴精星，丑亥生人属之，食粟米。

三、真人星，寅戌生人属之，食糯米。

四、玄冥星，卯酉生人属之，食小豆。

五、丹元星，辰申生人属之，食麻子。